带着白酒和鲜花，原草坪村村长石永立又一次来到老红军刘贵祥的墓前。58年了，石永立总会去“看望”这位长征途中留在村里的老红军，不仅因为老红军成了他的家人，更因为那段值得铭记的红色历史……
9月1日，“从伟大转折到伟大胜利”纪念建党9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主题报道活动，来到贵州与湖南交界的黎平县洪州镇草坪村刺蓬侗寨。站在侗寨的河边,高大的皂角树下，石永立给记者讲述着他们家和红军结下的不解渊源。
带着白酒和鲜花，原草坪村村长石永立再一次去到老红军刘贵祥的墓前。1933年，土匪洗劫草坪村，全村108户人家只有十几户幸存了下来。为了躲避土匪，十几户人家全搬到了山上。这一住就是一年多。
1934年12月，由朱德带领的红军部队由湘入黔前往黎平，路经刺蓬侗寨。“当时寨子里的村民都不知道红军是什么人，以为土匪又来了。”石永立说。
怕被洗劫一空，石永立的外公石华大壮着胆子想偷偷跑到山下收回自己晒的香禾糯。不料，还是和红军撞个正着。“进村的山路陡峭，红军的马从峭壁边摔死了。见到外公，红军不仅不抢不打，还把马肉分了些给他。临走时，因为带走了些外公家的香禾糯，红军还执意要付给外公2银元。”件件小事，让石华大认定——红军是大好人！
红军大部队走了，可是朱德带领的中央红军警卫班的班长刘贵祥，因为在通道战役时身负重伤处于半昏迷状态，难以继续跟着大部队前行。“你们放心把他留在这里吧，我来照顾他。”石华大向红军主动请缨，将刘贵祥留在草坪村细心照顾，为他熬药治伤。
“考虑到安全，外公始终没有向外透露刘贵祥是红军的事实，只说是自己的远方亲戚来投奔自己。所以村里人都不知道村里住着一位红军。直到解放后，刘贵祥的红军身份才公开的。”石永立说。
半年后，刘贵祥在石家的悉心照顾下，身体逐渐康复。与红军大部队失去了联系的他，留在了草坪村生活，并与石华大的妹妹日久生情，结为了夫妻。
在草坪村生活的二十多年里，刘贵祥时刻不敢忘记自己是红军。他带领着村民修房屋、抗土匪，受到村民们的信任，成为了草坪村的第一任村长，直至1960年去世。[详细]
8月30日上午，石定录把老宅又整理了一遍。搬进新房子已经10年了，可石定录还是会每隔几天就到老宅打扫卫生，准备随时迎接来访的参观者。
2层高的老宅子有着上百年的历史，82年前，红军军委纵队干部团来过这里。因为得到石定录爸爸的帮助，红军赠送了一个马鞍作为酬劳。
如今，石家人一直将这个红军马鞍珍藏着，这栋木屋也成了当地的红色文化参观点。
病情好转，石定录妻子刘记报又做起了快乐绣娘。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为冲破湘黔桂军阀的重兵围堵，转战贵州台江。由于反动派实行恐怖政策，造谣诬蔑红军是“共匪”，宣称“共匪进村进寨后，先抢吃的穿的，然后把人蓄杀光。”不明真相的村民纷纷躲藏起来。红军来到时，街上大多数人家关门闭户。1934年12月27日，红军长征渡过清水江到达台江县施洞镇偏寨村，临时借宿石家木屋。
“爸爸不相信红军是什么‘共匪’，他悄悄回到家里，想亲眼看看红军。”在石定录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石定录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的这段往事。
石定录的父亲石三林一进门，红军就迎上来，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和他拉家常。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举动，让石三林倍感温暖。“红军是好人！”石三林带着妻子悄悄下山，回到家里帮忙照顾红军伤员。
“听母亲说，红军战士前后在我家休整了一个星期。每次说到这个事情，母亲总反复说，红军很苦，都很瘦，还有很多伤兵。”石定录说。
短暂休整一周后，红军计划离开偏寨村，搭浮桥渡过清水江继续北上施秉县。由于不熟悉山里的路，石三林带着红军走了三十多公里。分别时，红军留下银元以示感谢，石三林坚决不收。红军只好留下一个马鞍作为酬劳。
“马鞍要留好，再穷再苦不能卖。”记得父亲临终前的嘱咐，石家三代人，珍藏马鞍82年。
母亲不止一次向石定录述说往事，每一次提起，都向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在石定录结婚、生子之后，石定录也向自己的妻子和四个儿女重复着这段红色记忆。“我想让他们永远记得，我想让他们也给自己的儿女说这个故事。”石定录说。
“在征得石定录同意后，石家木屋已经成为一个公益的红色文化参观点。”施洞镇党委副书记杨炫告诉多彩贵州网记者，这些年来，经常有学生和游客前往石家木屋参观，了解红色历史。
“有机会，我也会给来参观的人说红军住过我家的故事，说我爸爸给红军带路的故事，说我们家珍藏红军马鞍的故事。”石定录崇拜着自己的父亲，骄傲着这段红色往事。[详细]
“跨地区发展产业，建设好我们的美丽乡村，带动更多人就业、脱贫……”这是沈有仁对贵州省黄平县仁里村未来的规划。
57岁的沈有仁是仁里村党支部书记。支书这个岗位，他一干就是11年。“曾经，村里没有支柱产业,老百姓生活不富裕。我偏不信我们仁里就富不起来。”沈有仁说。
站在高处，仁里村的“田园诗意图”尽收眼底：山上林木清翠欲滴，河水淙淙，田里秧苗正茁壮成长……“村里生态好，但是土地条件不适宜种植传统农作物。山地坡林，天生适合中药材种植。”沈有仁说。
说干就干,沈有仁奔赴安徽、河北等中药材基地，取经探路。他打算，尝试种植中药材。
充分了解市场后,他提出了“发挥区位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经济发展思路。
理清思路,就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20年党龄，当了11年村支书，沈有仁正带领更多人脱贫。冬种夏收,中药材元胡以种植时间短、好管理、见效快、不误其它农作物种植而受到种植户们的欢迎。瞄准这一优势,沈有仁带领全村干部群众,开始探路药材种 植及初加工,并积极推进专业合作社模式。2010年，黄平县野洞河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在仁里村成立了，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合作社实现了种子、技术、 人才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成了仁里村农民增收致富的好帮手。
2015年,仁里村村民罗祖琴靠精心管理自己的3亩元胡,收获了高产量,卖到合作社,直接领到了1.5万多元现金。“只要有水源,农户随便在房前屋后选块荒地都可以种,收益快,承担风险小,很适宜推广。”沈有仁告诉多彩贵州网记者,为降低农户风险,合作社实行保底收购,并可对无力承担前期投入的贫困户实行先行垫资。
短短两三年间,仁里村农户种植中草药积极性空前高涨，中药材种植迅速从仁里村向野洞河镇甚至黄平县铺开,种植面积扩至700多亩,2015年产值超500万元,覆盖农户600多户。仁里，成了远近闻名的药材种植基地。
带地入社,分享合作社红利对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村民杨光忠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少量试种了2亩白花前胡(药材名称)，季末第一次结算,杨光忠领到了 3500元现金。“领钱的时候，老杨手都是抖的，激动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时隔多年，合作社理事长张简荣仍然记得村民第一次参与分红的场景。而那一 年，许许多多像杨光忠一样的种植户，第一次实现了年收入翻番。
“我入党20年了,是老党员了！老党员就要不甘落后，带领群众闯出一条路子，让贫困户们看到希望和信心。”沈有仁说，自己的目标就是利用好合作社这一平台,发挥好党员的领头人效应,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迈向富裕。[详细]
1934年12月18日，黎平翘街二郎坡52号“胡荣顺”商铺内，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在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
商铺斜对门的“九如堂”药铺，是谢海涛的家。他大概不会猜到，自己每天挑水必经的这间商铺里，正酝酿着一场伟大转折的序曲。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呀。”每天看着前来黎平会议会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再忆往昔，跟多彩贵州网记者说起从祖爷爷谢海涛那里听来的长征故事，谢廷跃总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穿越感”。
在黎平翘街，谢廷跃是“九如堂”药铺的第四代主人飘飞的幡旗上，大写着一个“药”字，店主谢廷跃是这间“九如堂”药铺的第四代主人。药铺斜对面，就是黎平会议会址。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由湖南通道进入贵州；14日，红军进入黎平县城，黎平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
“土匪进城了！”当时饱受兵匪之乱的百姓不明真相，四散而逃，家家关门闭户。谢廷跃听祖爷爷讲起，这天，两名“不速之客”敲响了自家药铺的大门。是两名红军战士！一个腹泻，一个受了伤、手上包着纱布。战战兢兢的祖爷爷开好了药，“不敢收钱。”谢廷跃说，“可没想到他们特别有礼貌，坚持要给钱。”
最终，两名红军战士把钱放在柜台上就走了。这个小细节开始扭转了谢廷跃祖爷爷对于红军的认识，接下来的几天，他大着胆子路过红军住地去挑水。“大家才发现，红军根本就不是传言中的那么凶神恶煞，跟普通老百姓一个样。”谢廷跃向多彩贵州网记者转述着祖爷爷的话。
当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黎平会议，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伟大转折自此开始。
消息闭塞的年代，谢家人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谢廷跃回忆，一直到新中国解放后，一家人这才恍然得知当年在自己家门口发生了件足以左右中国革命的“天大的事”。
“毛主席在我们家对面开过会。”谢廷跃觉得自豪而又有些不可思议。
时光流转，红军走了，长征胜利了……两个红军战士、一副中药，成了谢家人难忘的记忆。
谢廷跃感性地发现，“家”的变化，似乎循着国家进步的轨迹而来。家门口的翘街，也越来越热闹。“大家都来看黎平会议会址。”谢廷跃坐在药铺里看着街上的游客络绎不绝。
也许，谢廷跃不知道的是，82年前的那场会议，如今成了侗乡黎平的宝贵精神财富。近年来，黎平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发展红色旅游、民族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2015年，黎平县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达到263万人和16.7亿元，比2010年增加173万人和15.5亿元。
“在征得石定录同意后，石家木屋已经成为一个公益的红色文化参观点。”施洞镇党委副书记杨炫告诉多彩贵州网记者，这些年来，经常有学生和游客前往石家木屋参观，了解红色历史。
“要感谢党的好政策。”他的话朴实无华。谢廷跃说，红色的黎平是“福地”，是充满希望的地方。[详细]
到桐梓县坡渡镇高粱村驻村一年多了，第一书记姚鸿章早已将自己当成了高粱村人。每每说到高粱村，姚鸿章总是以“我们村”作为话语的开头。高粱村人，也认准了姚鸿章这个第一书记，“我们姚支书”成为高粱村人谈起姚鸿章的固有名词。
到高粱村任第一书记，姚鸿章从主动请缨，初到高粱村时“打退堂鼓”，到现在舍不得离开，是怎样的心路历程？8月6日，记者跟随“从伟大转折到伟大胜利”联合报道小组走进高粱村，认识了这个“走心”的第一书记姚鸿章。
2015年3月，各单位派驻村干部的通知到了坡渡镇中心学校。最开始，中心学校是安排另外一名同事到高粱村挂任第一书记的，按照贵州省、遵义市的统一安排，这名同事还参加了驻村干部培训班，可就在准备正式到任的当口，同事家出了点“特殊情况”。
派驻村干部这个任务怎么办？学校领导犯了愁。此时，有着25年党龄的姚鸿章主动提出：我去吧。
“其实，我家里当时也挺‘特殊’。”姚鸿章提起当时的情景，愧疚之情溢于言表，我妈妈当时正在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我爸爸中风一年多了，家里一摊子事情，就靠妻子打点。
“当时没多想，就觉得，这个工作总要有人去做。”姚鸿章知道，这个事情肯定会受到家人的反对。为了让事情更顺利，他一直瞒着家人，直到去高粱村报到。
“走心”支书姚鸿章三个月，姚鸿章走遍了高粱村每一户人家。家里几口人，养了几头猪，种了几亩地……姚鸿章张嘴就来。哪条路可以开车进去，哪条路只能骑摩托车？高粱村的地图，也刻在了姚鸿章的心里。而姚鸿章最大的收获是，他理清了在高粱村的工作思路——顺人心，干实事！
高中毕业的陈才伦，在80年代中期还算是高粱村数一数二的有钱人。靠做点小生意，陈才伦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幸福，安逸。可是从1989年开始，陈才伦迷上了打牌，麻将，金花，不管是什么，他都“积极参与”。到1992年，陈才伦输掉了近8万元，成为了村里的贫困户。
“靠打牌谁能致富？”姚鸿章隔一段时间就去陈才伦家，和陈才伦拉家常，说道理。一来二去，陈才伦听进了姚鸿章的话，他不再打牌，专心务农。短短半年时间，陈才伦就养了3只羊，18头牛，7头猪。“今年，我就可以收入2万元。”边给玉米脱粒，陈才伦边在心里盘算着今年的收益。接下来，陈才伦还想贷款种植香菇，“多挣份收入。”
村民杨会贵是苗族，可是户口上却是汉族，女儿的年龄在户口上也整整小了6岁。通过走访，姚鸿章发现被误登信息的，在高粱村有22户。这也成为高粱村苗族群众的一大心病。跑民政局、跑派出所，姚鸿章的努力见了成效。“户口上改成了苗族，女儿的年龄也正确了，现在女儿都到福建打工去了。”杨会贵满脸笑容。
从此，姚鸿章的电话，成了高粱村民的热线：家里有矛盾了，房屋后面的水沟堵上了，在外打工的村民被拖欠了工资……姚鸿章总是第一时间接电话，调解、疏导、想办法。[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