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赤水河畔，多雨。

 

“雨季又来了，再过些日子，河水就要变成红黄色喽。”在观景台边，当地的老人抽着烟，跟游客聊起这条河名字的来源。

 

土城，浑溪口，刻着四渡赤水几个大字的石碑立在河边。

 

上游50米，蓉遵高速土城大桥上，车流呼啸而过。下游500米处，一座仿古的铁索桥连通两岸，河风将桥上一面面红旗吹得招展挺拔，游客在桥上“打卡”留影。赤水河上的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

 

1935年1月29日，撤出青杠坡战斗的红军，架设浮桥西渡赤水河，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浑溪口便是当时的主要渡口之一。

 

80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这段改变中国命运的故事，在这条河上打响了那场被毛泽东称为“平生得意之笔”的战役。

 

80多年后，走在赤水河边，河水缓缓流淌，像在轻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今天，想要了解这段故事并非难事，各类史书、影视剧中都清楚记载了四渡赤水的细节。但当我亲眼见到那块红军用来拴绳渡河的巨石被河水冲刷时，我萌生了想要真正走进这段故事的念头，更想了解那段历史如何影响着当下。

 

我无法穿越时空，回到1935年的那段日子，亲历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那么该从何开始？

 

不如，就跟随与这段故事有关的人，去寻一个答案。

 

一个人，装作聋哑人十四载，直至失去说话的能力。这并非剧中故事，而是曾发生在习水县土城镇的真人真事。

 

这个人名叫何木林，江西人，1927年参加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他跟随红军转战来到贵州。1935年1月28日，青杠坡战役打响。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红军伤亡3000余人，也正是这一仗，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当时，何木林是红三军团五师教导营班长，在战斗冲锋时，左腿被弹片直接贯穿昏死过去，醒来已是次日下午。幸运的是，他被当地两名上山捡弹壳的赵姓孩子救起，因伤无法寻找部队而留在土城，结束了他的“长征”。

 

何木林伤愈，身处异乡又操着一口浓重的江西方言，在那个草木皆兵的年代，为了隐藏身份，不连累救他的村民，何木林决定伪装成聋哑人。这一装，就是14年。直至新中国成立，他才开口说话。但那时的他已几乎失去说话的能力。年过半百重学说话，几年后才能正常与人交流。

 

“从我进入这个家开始，爸爸给我们讲的就是要听共产党的话，要感恩国家，要舍己为民，因为我们是红军的后代。”儿媳林成英向记者说起何木林生前的点滴。

 

新中国成立后，何木林的红军身份得到确认，国家给予了优待政策，但他拒绝了所有福利。“本来给了他房子住，可他不去，坚持租公房住。”林成英告诉记者，在何木林工资仅仅10多元时，本可领取高达196元/月的抚恤金，可是他一次也未领过，“他说国家也很困难。”

 

林成英一直照顾老人起居。政府给了一个公费医疗本，看病吃药都免费，但他直到去世都没有用过。“爸爸平时生病了，就让我数7颗生黄豆，倒杯白酒给他，说是吃了就能把病治好。”林成英说。

 

何木林还将15岁的儿子何世州送至当时条件很苦的息烽南山煤矿去挖煤，一挖就是32年。多年积劳成疾，2001年何世州47岁病逝。

 

说到这里，林成英眼里已噙满了泪。林成英坦言，早年自己确实对公公的做法不理解，觉得他太不近人情。但何木林只给一个理由：“你们是红军的后代”。

 

采访中的一个细节让我们动容。拗不过热情，林成英与我们一同吃午饭。饭桌上，她总是夹菜里的葱蒜就饭。原本以为是出于客气，我们不断招呼她多夹肉和菜，后来她说：“每次和爸爸一起买菜，他都会选品相最差的菜，他说我们是红军家庭，就要把最好的都留给别人。”

 

1979年，何木林因病去世，临终前再三叮嘱家人：把他埋在青杠坡上，他要和牺牲的战友永远在一起。

 

了却何老的遗愿后，林成英一家也开启了新的“长征”。每当有人来探访老红军，林成英便作为义务讲解员，为大家讲述何木林的故事。她的女儿何莉也辞去了城里的工作回到土城，成为四渡赤水纪念馆的一名解说员。

 

何莉说，红军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一个印记，他们的故事要一直讲下去。

 

 

“你们都是年轻人，一天能走多少公里？”这是陈云坤问到记者的第一个问题。“20多公里吧，一个半程马拉松大概就是极限了。”记者茫然答道。

 

陈云坤是习水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在土城镇的几天，他为我们答疑解惑，面对着群山，他清晰地指着方位，讲述着当年敌我双方行进的路线和战斗的情况。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地人都唤他“红色才子”。

 

“我曾经试过，我的极限是70公里，从贵阳走到遵义，从凌晨5点到晚上9点。这是我走过最长的路。”他接着说：“可想长征时，食不果腹、脚踩草鞋的红军有时一天要急行120公里，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问题，在他研究长征历史的多年后得到了答案。

 

“我认为，长征是中华民族一次找‘魂’的过程。”陈云坤说，长征路上，红军实现了无数个“不可能”，这么多年轻的战士明知结局，还是前赴后继地冲上战场……这背后，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在陈云坤研究长征历史的过程中，总在思考这种精神对一个人、一支军队、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10年间，陈云坤几乎访遍了习水县的每一处角落。他拿着笔记本，一个个地走访了当地的老红军和家属，特别是在经历多场战斗的土城镇，他拜访了几乎所有60岁以上的老人。

 

2006年，习水县开始筹建四渡赤水纪念馆，他与一位老摄影师同行，沿着四渡赤水的路线走了一遍，每到一处都会搜集当地史实资料。百万余字的采访手稿，让四渡赤水当时的情况逐渐清晰，也为日后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陈云坤读懂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找到了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魂”，那是种精神力量。

 

“长征精神，是可以让我们子子孙孙世代传承的力量。读懂长征，能让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无往不胜。”对于陈云坤来说，寻找长征故事，挖掘长征精神，已成为贯穿他一生的新的长征。

 

 

青堂瓦舍，古韵犹在，赤水河畔的土城镇，是全国纪念馆最多的小镇。其中就包括全中国唯一的女红军纪念馆，馆长也是一位女性，名叫母彦碧。

 

“15年前，我21岁的时候，就来到了四渡赤水纪念馆，成为这里的第一批讲解员。”讲起这段过往，母彦碧感慨颇深。从370平方的纪念馆，到3000多平方；从1个馆，到17个馆的纪念馆群；从最初的4个讲解员，到现在的40多位……她见证了土城镇十余年间对于“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付出的努力，也亲历了这些变化。

 

但于母彦碧而言，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她自己身上。

 

“我是土生土长的习水人，从小就对四渡赤水耳熟能详，但说实话，年轻的时候，感受并不深刻。”母彦碧坦言，最开始甚至只是将“讲解员”当作一份工作而已。但随着时间推移，变化在悄然发生……

 

“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当我站在青杠坡上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母彦碧眼神亮了起来，她用手比划着，仿佛想要划破时空。“我脚下这片土地，就是他们当年冲锋战斗的地方啊！有时候我闭上眼，都能看到当年那个场景，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很鲜活……”

 

“作为一个讲解员，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真正走进历史。如果你都不能感动自己，如何感动别人？如果自己都没有从中汲取到力量，如何将这份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在无数次讲解中，她渐渐被故事中人物的精神力量所吸引和驱使。时间长了，讲解长征故事已不再是一份工作，而是变成了一种使命。

 

这种使命感，在讲述女红军故事的过程中，最为深刻。

 

“我常常会想，如果把我放在那个年代，在长征路上和男红军一起长途跋涉，不仅要做好后勤、宣传工作，还要找粮食、寻物资、抬担架，还得克服女性特殊的生理情况……我真的能做到吗？”每念及此，她感觉自己的责任就多了一分。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新的时代也有新的‘长征路’。我们需要从英雄的故事中得到力量，我要做的，就是让这种力量激励和启迪更多的人。”在母彦碧看来，讲故事容易，但要讲好故事，让听众入脑入心，是一件需要用一生去努力的事业。

 

“这是我必须要做好的一件事。”母彦碧说。

 

 

小小的个子，稚嫩的普通话，一身红军服，身挂扩音器，站在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序厅中，落落大方地为游客介绍起红军长征的故事，俨然一副“小大人”模样。

 

她是柯晶晶，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小小讲解员”之一。周末节假，她会来到纪念馆，为往来游客讲解四渡赤水的历史故事。虽然只有12岁，但已是一个“老资格”。这份讲解词，她已经讲过500余次。

 

从2016年开始，四渡赤水纪念馆着力“传承红色基因”，先后与习水县第一小学、土城镇中心小学建立馆校共建合作机制，由纪念馆专业讲解员对学生进行统一培训，组建“小小讲解员”队伍，利用课余时间为游客讲述红色故事。

 

“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小小讲解员’的队伍。”柯晶晶告诉记者，从最初的羞涩胆怯，到如今的驾轻就熟，两年间的时间里，通过讲红军，不仅了解了比课本上更丰富的长征故事，还提高了自己的学习和表达能力。

 

而在纪念馆宣教处副主任高红芳看来，“小小讲解员”看似是一个个“讲述者”，但在传承角度上来说，他们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聆听者”。

 

“我们的小小讲解员都是三到六年级的小学生，在他们这个年纪，或许要真正理解红军长征精神并不容易，但通过讲解和学习，这颗红色的种子就种在了他们心中。”

 

讲解亦是聆听，播种即是收获。

 

截至目前，四渡赤水纪念馆已培养了100多名“小小讲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