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湖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一份《新生代与上一代流动人口发展比较分析》中得知，在湖南，像付勇这样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已占到全省流动人口总数的46.5%，成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
在父母的资助下，付勇去年10月在长沙市星沙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现在，他每个月按揭2000余元后，加上生活开销，工资就所剩无几了。“不在长沙买房，你就很难对这个城市有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户籍在农村但在城市就业生活的农民工群体。他们虽然已经进入城市，但住房、户籍、婚恋等诸多问题仍然使他们难以真正在城市扎根。
与父辈们相比，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要求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加强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强烈的权利意识、生活目标，他们对城市的期望更高。如果城市没有满足这些期望，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率反而低于以前的农民工。
不少专家认为，如今农民工就业呈现“高流动”和“短工化”特征，正向“临时工化”趋势演化，导致农民工与用工企业“双输”结局。国家与用工企业应该正视这些现象，着力解决“工漂族”们的诉求，避免陷入“招工难”更广、“用工荒”更长、“短工化”更显的恶性循环。
“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与社会融入问题，户籍瓶颈必须突破。”郑风田说。
记者了解到，湖南将放开落户限制，让农民“零门槛”进城。之前，海南也提出，将选择2-3个建制镇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省内居民的落户……
湖南现有进城务工人员1100万，其中在省内的有400多万，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涉及人口几百万。据测算，到2020年，还有7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
记者了解到，湖南将优先解决存量，优先解决本地人口，优先解决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使他们及其家属在城镇扎根落户。
“解决这一复杂系统工程的关键，是要让农民‘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过得好’。”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说。
户籍问题的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徐守盛认为，农民进城变为城镇居民，要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各方面应有的平等权利，要从体制机制上研究如何调整和平衡农民、城镇常住人口和城镇居民三者的利益关系。“总的方向是体现城乡一体化，体现和促进社会公平。”徐守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