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丘吉尔在一战回忆录中的这句话在当今依然有着其生命力。西方世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诸多反思文章着眼于现今的国际形势：乌克兰危机在大国的干预下正在持续发酵，中东的教派冲突正在酝酿“火药桶”的威力，东亚地区的领土争端也蕴含着危机。
一些西媒别有用心，将中国与一战前的德国对比。一些论者也不怀好意，“修昔底德陷阱”屡屡被提起。其意不言自明，营造一种世界大战将起的氛围，通过扭曲历史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依据。
这些分析的关注点在于，一战如何开始？当今国际社会，是否有类似一战爆发的基因？但战争反思的目的在于如何避免战争，而不是带有政治目的地给某些国家贴上“标签”，然后不惜一切地加以遏制。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已经明言，战争是极其难以预测的。拿着昨日的历史境遇与当今国际形势对比绝不是科学推算，而更像是占星术，更何况，时过境迁，世异时移。
丘吉尔名言的价值，在于他揭示了一个规律：在糟糕的经济形势下，战争往往成为政治利用的工具。许多论者的文章中也论证了经济的融合并不是世界政治的黏合剂和国际冲突的解毒剂。
国际社会应该知道的是，如果不合作解决糟糕的经济问题，那只能促使更多国家的政客将矛盾转移到其他领域。这方面，日本的安倍晋三、菲律宾的阿基诺三世已经付诸实践，且乐此不疲。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经济艰难时期，自由贸易往往遭到坚决反对，国内要求征收关税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会陡然加大，而无管制的移民常常在民众中孕育出深深的恐外症。
在当代中东，各种种族和宗教令人不安地共存于外部大国划分的边界内。伊拉克和叙利亚发生的事件表明，中东可能会发生当年一战时巴尔干半岛的情形。
就像在1914年，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愈演愈烈，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狂热破坏了欧洲国家脆弱的地缘政治平衡。而如今，在欧洲、亚洲、中东，极右势力、民族主义，还有伪装为“积极的和平主义”的军国主义都十分猖狂。
当今形势下，中东、亚洲和欧洲，可能触发大规模冲突的火花比比皆是。经济上，如果领导人慑于国内压力，利己地破坏自由贸易，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只会与其他国家制造嫌隙，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战争。
美国正在失去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国际社会如果不摒弃成见，通力合作，解决由一战时列强在该地区的利益划分带来的后遗症，中东与当年的巴尔干半岛一样的危险。
英国媒体说，如果说过去100年带给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便是我们命中注定要相互合作。如果这只是口中说说而不付储行动，最终的大战终将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