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因为年轻,不得不说为什么年轻。

　　历史长河的600年,弹指一挥间。600年,自然大背景之下显得无比年轻。但600年承载的商贸故事,其实多得无法拷贝……

　　移民激活官民商贸

　　1413年建省的起点,与东部地区比起来,距离漫长,与其他省份相比,贵州无疑就是一个小兄弟。明王朝在云南和湖广、清王朝在四川划割出来的土地,奠定了贵州的地理版图,也奠定了贵州的历史走向。

　　不管行政区划如何变化,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依旧按照时空顺序和生命规律有条不紊地演进。但不得不承认,当明王朝让这片土地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这片土地变得热闹起来,沸腾起来。

　　1381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遣颖国公傅友德、凉国公蓝玉和他的义子沐英带领30万大军赴云南剿灭元残余势力,一时间贵州历史柳暗花明:30万大军驻扎在今天的安顺一带,打完胜仗后,这30万大军又回到黔中,屯兵戍边的大幕由此拉开。

　　30万军人及其家属,成为贵州历史上的第一批移民,贵州的商贸景象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换句话说,这批移民给黔中带来了商贸新风,经营活动频繁出现,商人的身份变得清晰。若干年后人们发现,黔中百姓对商贸活动兴趣浓厚,并做得有声有色,与经商的传统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

　　这批移民的入驻,令黔中居民的生活荡起阵阵涟漪。让人感到惊喜甚至稀奇的是,他们带来本地居民从没见过的生产生活方式,只需不长的时间,这些方式便渐渐浸入本地居民的生活中。值得肯定的是,他们的到来,开启了“官商”的序幕,官办的商贸机构与民办的机构如同一对双子星座,闪烁在黔中大地的上空。尽管那时的机构色彩不如现在的浓厚,但它们的力量显然已经植进人们的经济活动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以官促民,以民辅官,这样的商贸模式一直受到上自朝廷下至百姓的喜欢,以至后来那些居住在屯堡里的移民后裔每每说起先祖的事迹,滔滔不绝,激动无比。

　　驿道闪现历史机缘

　　商贸活动离不开交通。当年贵州的交通,主要以水路为主,陆路方面,大山阻隔,只有几条驿道贯穿其中。元朝时期,贵州的驿道一共有5条:即湖广通往云南大道,乌撒(今威宁)入蜀入滇道,滇南至广西道,川黔驿道和亦溪不薛(今大方)道,后者指黔西北诸道。这些驿道的开设,进一步打破贵州的封闭状态,与全国的驿道连通起来。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通道不足为奇,但在当时,这绝对是壮举。有了通道,贵州的形象开始洗亮人们的眼睛,从政治层面来说,贵州的战略地位愈加突显。

　　当时,在乌撒、普安一带,外来的“寸白军”和“回回军”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新气象。前者精于农业,后者不仅擅长农耕,在经商方面亦显示出当地人见不到的真本事。在当时,农耕和经商是主要的经济发展形态,“回回军”的出现,激活了当地的经济,集市贸易变得频繁、热闹起来。它与多年后“就地转业”的明军兴起的经商风气,形成一种有机的延续,激荡黔中,绵延商脉。

　　偏僻的贵州虽大山重重,但元朝廷并没忽视它的存在。出于边疆安全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考虑,元朝廷在亦溪不薛设立大牧马场,规模甚大,是全国十四个大牧场之一。与铁、盐一样,马匹属于重要的战略“物资”,朝廷将目光锁定在遥远的黔地,说明黔地不可小觑。亦溪不薛牧场的出现,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强的拉动作用,当时,亦溪不薛附近甚至更远的地区,畜牧业兴起,到处都是马儿嘶鸣的景象。《元史·食货志》记载,当时黔地还开发金矿,虽然这个金矿因战事频繁走向衰亡,但它显示出当时黔地商贸活动的活跃状态。

　　如同我省史学家范同寿所说,贵州的商贸活动实际上在明代以前就已出现,“贵州的商贸活动始于明朝”其实是一种偏颇的观点,它容易把人们的认识引向误区。明代商贸之风劲吹,不等于之前一直风平浪静,贵州的历史回音,一直飘荡着商贸的音符。

　　开放繁荣集镇会馆

　　贵州的经济版图在明初以后,多了许多小原点,这些小原点就是一个个的小集镇,这些集镇星罗棋布,分布在贵州的要道上,它们点燃了贵州人的商贸激情,也激起了异乡商帮的创业欲望。

　　如果要追溯这些小原点的源头,应当算在黔中实行“三屯”即军屯、民屯、商屯的30万明军头上。在今天看来,当年朝廷实行商屯,其开发眼光还是很超前的,至少说明朝廷在对待偏居一隅的黔中上面,没有半点忽悠的成分。30万人的购买力,就是在今天也不能小视,何况当时这30万人每月都能领饷拿粮,买东西从来不成问题。

　　时光的更迭并没把黔中推到一个商贸的高度,在当时,“士、农、工、商”的习惯思维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选择。王阳明到贵州“布道”,大讲商贸的好处,鼓励人们经商。经过若干代人的推动,“重商”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社会精英层意识到,商人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其实也在推动社会的进步,而老百姓认为,经商能创造新生活、好生活。

　　由明到清,贵州的商贸活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南北盘江为代表的水路通道,成为一条条商贸长廊,激活了当地的商贸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帮活跃在市场上,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可以构成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川盐入黔,木料出湘,水路扮演的角色给人以太多惊喜,镇远、思南、沿河、茅台、赤水等“由水拖来的集镇”,像星星一样在江河边闪烁,成为一道道商贸新景观。那些挺立在集镇里的各色商号,不仅显示出一种繁荣气象,亦告诉人们,此地的商脉正在聚集,有兴趣者可携银子来投资兴业。

　　在商贸活动频繁的许多集镇,本土商帮和外来商帮共同演绎精彩情节,一道道马头墙在人们的惊讶中挺立,那是江西会馆、湖南会馆、湖北会馆、四川会馆等民间商业机构诞生的标志。从镇远到石阡,从黄平到草塘,从毕节到安顺,从黎平到贵阳,凡是有会馆的地方,都有商帮的活跃身影。尽管这些会馆以这样那样的名称出现,但它们的存在,目的就是为同乡商友构建一个异地的家。家的兴盛,等同于商贸的兴盛。今天瓮安草塘恢复昔日会馆,把人们的记忆一下子拽回到遥远的清晨:在马哥头的带领下,驮着货物的马帮得得踏上驿道,未来的日子,又多了一些期许。

　　马帮铃声响遍山野

　　马是冷兵器时代和农耕时代的主力,也是商贸活动走向繁荣的翘楚。在古代,贵州就盛产好马。《明清四川井盐史稿》记载,马是贵州的土贡之一。这说明,当时贵州产的马已进入国家高层的视野,“乌蒙马”、“水西马”、“龙驹”等,都是当时的好货上品。

　　贵州马属于优良品种,为西南山地型,驮、挽、乘兼具,具有短小精悍、体质结实、行动敏捷、性情温驯、适应性广等诸多等特点；役用能力强而持久,役用年龄可达25岁,不仅作战离不开它,耕作、商贸也离不开它。在山地贵州,像紫云矮马这样的驮力,显然早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了。

　　对于商贸活动来说,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明代贵州的马多半出现在军队里和田地中,到了清朝,马就成了商帮的主要脚力,马帮随之出现。作为盐道的几大江河,当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完成水路的运输任务后,马作为另一种得力的运输工具随之衔接上来,让商贸活动生生不息。

　　水路并进,这是当年贵州各个商帮实现商贸运输的主要形式。乾隆元年(1736),四川巡抚黄廷桂将川盐入黔的水道分为永、仁、綦、涪四大口岸。凡入黔之盐,均由自流井和五通桥盐场运往长江各口岸的入口处,再沿这些河道运往贵州各地。

　　马帮将一驮驮盐巴、布匹运进来,又把一驮驮山货、桐油运出去,一进一出,利润产生,马与船,都成了大功臣。

　　地处黔中的安顺,长期以来被誉为“万马归槽之地”。“万马”的说法,透露出安顺马帮极度繁荣的信息。嘉庆、道光年间,安顺即为贵州纺织业的生产和贸易中心,又是西路百货的贸易枢纽。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1840-1850),安顺有绸布店80家,咸丰年间(1851-1861)增至89家,光绪年间(1875-1908)剧增至248家。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安顺一直保持贸易繁荣,“商贾云集,远胜贵阳。”在繁荣的景象中,马哥头们赶着马帮,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上四川,走云南,下广西,达广东,雨来风往,吟出的是一支支马帮绝唱。

　　马帮运输不仅带来物流,也带来信息流。某种意义上,马帮还充当邮差的角色,路上谁要捎信,首先考虑的就是马帮。马帮给贵州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农商并重的意识在清脆的马帮铃声中日益增强,农业生产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市场的形成与壮大,与外界的交流和沟通,马帮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极其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