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到微信——贵州通信发展的百姓记忆

　　家用电话，初装费上千元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老百姓对通信的需求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要在家中装一台电话机。然而由于全国通信产业的滞后发展，装一部家用电话的门槛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可谓“高得可怕”。

　　李德明告诉记者，那时候装家用电话要提交申请表，还要排队，排到之后要缴纳上千元的初装费，这在工薪阶层每月工资不到百元的当时简直无异于天文数字。

　　家住世纪城的宋波向记者表示，安装家用电话机，他家算是比较早的。那时候他在六盘水跟着父亲做农副产品生意，在邮局排队打电话的经历让父子俩痛苦不已，好多生意都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沟通而错失良机。“后来听说家庭和个人也可以申请装电话了，我和父亲决定在家里装一部。”

　　2000元的初装费，还加上电路费、装机费，这些钱相当于他大半年的收入，但父子俩还是咬咬牙提交了申请，缴纳了初装费。

　　苦等了五六个月，宋波家的电话终于装好了。“母亲把电话放在茶几上的木盒子里，那还是专门请木匠定做的，木盒子上面盖着母亲最喜爱的一块丝巾，每天母亲都要把电话机拿出来擦好几遍。父亲每次看到都会很紧张地制止她，他认为电话不能老用湿帕子擦，会坏掉的。”

BP机

　　BP机，别在腰间的牵挂

　　1990年以后，百姓积蓄已久的通信需求火山式爆发。随着装机费的减价，这期间，固话用户数量激增，座机电话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站立街头的“黄帽子”公用电话和腰揣BP机、手持“大哥大”的都市男女渐渐成为贵阳街上靓丽的风景。

　　“印象最深的要数BP机。”91年出生的陈红俊告诉记者，在他小学时期，家里先是安装了座机，后来没过多久父亲就买了一个传呼机。当时，陈红俊的父亲也开始“下海”做生意，常常在外应酬到很晚都不能回家，每当这时，母亲就会让陈红俊“科”( call的音译)一下父亲。

　　“记得好像是先拨打一串号码，里面有一位阿姨用普通话问我，要传呼给谁，需要转达些什么。”陈红俊告诉记者，那时候他说得最多的就是“爸爸，天黑了，我和妈妈在家等您，请快点回家吧！”

　　“爸爸看到BP机上的留言后，就会在附近找固定电话给家里回话，让我们早些休息，他马上就回来。”

　　又过了没几年，陈红俊的父亲和母亲都开始用上了手机。而父亲的BP机就成了陈红俊的闹钟和怀表，陪伴他度过了小学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