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临时工委:闪耀在黔东的革命星火
思南地处黔东北,横跨乌江中游。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这里交通不便,山险水急,文化十分落后。共产党员肖次瞻1930年初回到思南后,决定从兴办教育,传播新科学新文化入手,进行革命拓荒,点燃了思南的革命星火。
新思想新文化的传入,促进了思南共产主义者和进步青年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在肖次瞻的组织指示下,在塘头创办了农村学校和农民夜校,并以城区凤仪小学(后改名为城区小学)、省立七中为革命阵地成立“读书会”(思南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外围组织)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经常在课余时间给学生讲帝国主义侵华史、讲中华民族危机,讲封建军阀祸国殃民,讲劳苦大众的悲惨处境。教育引导学生、进步青年阅读进步书籍,为思南的地下革命撒播了革命种子打下了政治基础。

肖次瞻组织开展的地下活动唤醒了革命青年,革命新生力量剧增,刺痛了国民党当局。以校长裘伯莹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挖空心思从中作梗,提出了“三不准”(不准学生阅读进步书籍,不准学生写白话文,不准学生组织自治会),加之国民党当局恶行,肆意扑杀新生革命力量,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义愤。1933年省立七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持续半年之久的罢课斗争,这是思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学潮。为争取社会的支持,肖次瞻亲自拟写了《告思南、石阡等八县父老书》,列数了裘伯莹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八大罪状,搞得当局手忙脚乱,最后省教育厅以辞职的方式撤销了裘伯莹校长的职务。这次学潮是思南新生革命在不成熟的情况下同封建势力首次较量取得的胜利。
学潮虽然取得了胜利,可是肖次瞻同志在1934年也被新上任的政客校长覃茂松以各种借口、更阴险的反革命手法解教务主任职务,学运受到了严重挫折。
肖次瞻离开了学校这块耕耘的革命阵地。为了了解革命形势,他利用各种机会找党,苏区的联络未果时,他又带领进步学生徒步到贵阳找党。贵阳的“七·一九”事件后,贵州省工委遭到破坏,主要领导被捕,思南地下党与省工委的联系中断。
在失联与找党未果的隐蔽革命征程中,特别是“西安事变”后,抗日救亡的呼声四起,国共两党加快了第二次合作。肖次瞻于1936年回到思南,受求助办学的冷国士的要求,出任思南凤仪小学主任。在短时间内,该校面目焕然一新,在社会上受到极高的赞誉。
肖次瞻把教育为抗日救亡运动服务作为指导思想。1937年春,省立七中、凤仪小学、塘头农村两学校,分别组织“读书会”,将许多知识青年秘密组织起来,就读者有数百人,秘密传阅进步书籍,利用启发式的教育方式传输革命思想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很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共产党员。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思南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始终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一切上层进步人士,围绕抗日战争中党的中心工作是开民武装斗争的中心工作,拓展抗日民族队伍,开展农运活动,为思南地下党的筹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五),思南地下党的创始人肖次瞻以“拜年”之名与熊大瀛、肖维亮、金贵昌来到思南县大坝场梧桐树商学礼处,秘密召开了中共思南地下组织筹建的会议。经过四天的讨论,通过了由肖次瞻起草的《中共思南地下党组织大纲》《中共思南地下党工作大纲》,决定筹建中共思南地下党组织。3月,派商学礼到贵阳,向中共贵州省工委详细报告了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及所形成的文件。6月,省工委派宁起琨以合作金库指导员的身份赴思南传达省工委传达恢复肖次瞻党籍、批准熊大瀛人党、批准建立中共思南县临时工作委员会,肖次瞻任书记,熊大瀛任组织委员,宁起琨任宣传委员的决定。
中共思南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以“绍初”为代号,与代号“贵风”的省工委联系。
经过整整七年的拓荒耕耘,偏僻的思南在马列主义思想和进步书籍的熏陶下,在反帝反封建及抗日救亡宣传的学运与农运活动中,思想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革命浪潮迅速在黔东大地兴起。在推动全国抗战胜利和思南解放与接管的革命工作中谱写出一首光明与黑暗较量,正义与邪恶斗争的壮丽史话。
参考文献:《思南地下党的回忆》《朱亚烈士回忆录》《党的生活》《思南历史纪事》《肖次瞻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