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及商帮,自来莫不以晋商、徽商为翘楚。黔之为邦,虽夙称边远,然建制可溯秦汉之际,徒因交通不便,受地理之限,开发较晚。但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以来,随着一个个军事据点——“军屯”沿着黔中大地延展,大量的“民屯”、“商屯”伴随而生。明清时期贵州控扼驿道的卫所通常是“三分守城,七分下屯”,有学者推算,仅明代贵州卫所的士卒大约有14.2万,与家属合计有42万,加上大量内地农民的涌入和往来贸易客商,逐渐在驿道两侧形成了城镇。以“屯”为支点的“通道经济”和中原儒家文化传播,滋生了贵州多彩文化和商业的最初形态。

　　因黔地而兴省贵州,神奇山国的文化基因深种于座客行商,诚信为贵,仁义如山。

　　及至近代,贵州商号以现代经营模式出现,分号遍及浙沪等地。再到抗战时期,经济中心迁移西南,中原、江浙等地商人涌入黔地,贵商之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以华之鸿等为代表的一代贵商,商业兴旺,兼济天下,秀甲四方,称颂一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贵州的发展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商人选择贵州、投资贵州、融入贵州；同时,一批批走出大山的贵州商人凭藉顽强的毅力和非凡的智慧,在外赢得了成功和声誉,成就了新时期的“贵商”。

　　目前,在全国30个省市区中,有20个已经成立贵州商会。此外,香港、澳门特区也已成立贵州商会,境外至少有7个国家已经成立贵州商会,产生了诸如任正非、陶华碧等商界佼佼者。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多来,省外贵州商会引资入黔总金额达3000亿元,省内异地商会引资入黔总金额近5000亿元。

　　诚然,无论是与传统的晋商、徽商相比,还是与崛起的浙商、湘商、川商相比,贵商整体还很弱小,与贵州经济发展一样,同处于后发赶超阶段。但贵州籍的本土企业家、海内外的贵州籍企业家,以及在贵州投资创业发展的外省籍企业家,团结在“新贵商”的旗帜下,担起了贵州经济的半壁河山。数据显示,在贵州GDP总量中,民营经济比重逐年增加,截至今年上半年,贵州民营经济对贵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年或达46%以上。

　　贵商之贵,脉承黔地商魂,贵而有品,贵而有德。而今,又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成为现时代担当贵州后发赶超的力量中坚。举起一面新贵商的旗帜,无疑是贵州各界群体意识的自觉,商帮的欢聚,也是贵州自信、自强的又一种符号性表达。

　　欢聚的温度正在发酵。贵商发力,万马如龙兴贵州,“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