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防”之城炸不垮的抗日意志

【专题】八年抗战民族记忆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日军对中国多个城市进行大规模空袭，贵阳成为其中一个目标——

“空防”之城炸不垮的抗日意志

日军的残忍暴行，激起民众抗日决心，共产党展开积极宣传，百姓掀起参军报国浪潮

 

 

 

 

 

 

 

　　日军轰炸

　　无差别轰炸，即战略轰炸，不分军事目标还是民用目标，通通轰炸。

　　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部通过《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规定：“战略攻击的实施，包括破坏目标地域内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恐怖，挫败其意志。”

　　抗战期间，日军对南京、上海、重庆等主要城市实行无差别轰炸，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贵阳是其中之一。

　　抗战爆发后，当时国民政府认为贵州处于抗战后方，贵阳周围无重要军事目标，因此没建立防空设施，抗战初期的贵阳基本是不设防的城市。1938年初，日寇不断向内地重要战略目标及陪都重庆发动无差别轰炸，国民政府开始在贵阳设防。但当时的贵州政府部门既无具体措施，又不检查督促，防空公告成为一纸空文，贵阳防空几乎是“空防”。

　　为进攻重庆，日军试图打下贵阳，缩短进攻重庆的距离。1939年2月4日中午，日军出动18架轰炸机对贵阳实施了大轰炸，试图瓦解贵阳军民抵抗的意志。在灾难面前，贵阳民众接力相助、并未屈服，掀起了一股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潮……

　　A敌机袭来投下百枚炸弹

　　76岁的田琴香，是贵阳市第五幼儿园退休教师。“二·四轰炸”发生时，她尚未满月，是母亲王桂珍抱着她去城外的防空洞里躲避。2008年2月，93岁的王桂珍去世。老人家生前，经常对田琴香讲述轰炸那天的情形。

　　1939年，王桂珍住在河西路，因丈夫田永禄在重庆从军，家中只有她和刚出生的女儿，靠祖辈留下的五间房屋进行出租度日。

　　1939年2月4日前的3天，省防空司令部每天拉响警报做防空演习。此前的演习中，省防空司令部张贴的告示写明，东山顶上挂一个大灯笼，表示5架敌机来袭；挂一个小灯笼，表示一架敌机来袭。

　　1939年的2月1日到3日，贵阳的防空演习频繁，警报声持续刺耳。2月4日这天，防空警报再次响起，王桂珍也没在意，直到房客跑来大喊：“敌机真的来了，街上商铺都在关门躲难！”这时，王桂珍跑到门口一看——东山顶上挂起了3个大灯笼、3个小灯笼……

　　留存的史料记载，当天上午10时30分，广西大溶口发现18架敌机向贵阳飞来，沿途哨所都在打电话通知贵阳方面。10时55分，贵阳的省防空司令部拉响防空警报。11时10分，敌机飞过八寨，贵阳再次拉响防空警报。12时，日军从东山垭口飞进贵阳，守军在东山设置的两门高射炮向敌机射击，但未打中。

　　18架敌机形成“品”字形在高空散开，一队由东而西，沿线轰炸市中心繁华地段中山东路、大十字、中山西路；另一队由东偏北，弧线形包抄轰炸城中、城北两段，即现在的富水中路、正新街一带；再一队由东也走弧线形，包抄轰炸城中华南路附近。短短几分钟，日军飞机投下129枚炸弹，而后向三桥方向撤离。

　　B满城大火市民接力自救

　　今年91岁的刘菊燕，亲历了贵阳的这场浩劫。1939年，她只有15岁，在大十字一间商号做服务员，警报响起时，她跟老板向大西门城外的防空洞跑去。她和老板刚跑进防空洞，防空洞外就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防空洞只有一人多高，才几分钟时间就挤满了人。“小日本的飞机来了，路上都是死伤的人，大家别出去。”在日军开始轰炸后，几名满身尘土的市民跑进洞里，说起了外面的情况。据史料记载，日本这次空袭贵阳用了大约3分钟时间，然而警报迟迟未解除，躲避的市民在空袭后半个多小时，才从藏身地出来赶回城里。

　　轰炸后的贵阳城，到处火光冲天。人们看见自己的家几乎都是同一副景象——房屋倒塌，瓦砾掩埋，伴随着大火。当年住在河西路的居民，到旁边贯城河用木桶、木盆取水来扑救，却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着大火把房子烧毁。

　　据当时贵阳灾民救济处调查，被炸毁的民房多达1326栋，登记的灾民有8998人，无家可归的大概有2万多人，不少受灾群众只能暂时就近住在护国路上，前来救援的人员和救援物资也堆放在护国路，一时间，护国路成了临时救灾指挥中心。

　　现年91岁的杨近文，当年住在小十字附近，轰炸开始后，他和家人跑到东山躲了两个多小时。杨近文回忆，当时护国路算得上“富人区”，房子都修得较宽敞，以四合院为主，在轰炸中损坏不大。面对满街灾民，护国路上的居民主动敞开大门，三五家受灾群众组合在一起搬进这些房子，总算找到了御寒的地方。“护国路上每个四合院都住满了人，有些四合院的堂屋地上都住了人。”杨近文说。

　　不止是在护国路，面对这场飞来横祸，贵阳全城都动了起来，接力抢救伤者，从2月4日当天下午1点到深夜，轰炸中的受伤者便陆续被送往城内外各医疗救助点。省立医院、南京中央医院、贵阳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图云关陆军医院，以及不少临时救护所，都救助了大量伤员。

　　C相馆老板拍下轰炸瞬间

　　在反映贵阳“二·四轰炸”的图片中，被广为采用的是一张贵阳上空黑烟弥漫的图片。这张照片的作者是一位相馆老板，他叫曾庆贤。今年83岁的曾繁光，是曾庆贤的儿子，1939年年初，他还不满7岁。

　　曾繁光回忆，父亲和伯父曾庆藩、叔父曾庆祥，当年在贵州电影院(今中山东路上)旁边租房开了一家照相馆，取名“曾氏兄弟艺术社”。1939年2月4日是阴历腊月十六，街上的商户热闹非凡，都在为过年做准备。

　　“2月4日那天，空袭警报拉响后，父亲他们把相馆的铺板关好，大门虚掩。然后，父亲拿着一架“录来福莱”双镜头的反光相机，站在门口观察动静；叔父有特约摄影记者的身份，提着一架“蔡司依康”自动对光相机，朝大街上跑去。”曾繁光说。

　　曾繁光说，父亲拿起相机，对着“曾氏日夜照相”的广告牌和中山东路街景拍了一张居民奔跑的照片，然后听见城市上空传来“嗡嗡”的声音，父亲抬头一看，还以为是参加演习的军方飞机。就在他抬头张望时，“轰”的一声巨响传来，见到一股浓浓的黑烟升起。父亲第一反应就是对着浓烟处按下快门——记载历史的照片就这样定格了。

　　轰炸当天，当时位于大十字附近的阿麻相馆老板彭晓玻也提着相机，拍下了多张贵阳遭袭的照片，为贵阳留下了悲壮的一幕。

　　D家乡遭袭民众同仇敌忾

　　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省黔学研究院研究员韩义义说，当时政府留存的《空袭损失统计表(二)》显示：贵阳烧毁房屋1326栋；死521人，伤1526人；财产损失在2500万元以上。

　　“另外，轰炸也给贵阳带来了教训。“韩义义说，当年国民政府认为日军不会轰炸后方的贵州，贵阳成为不设防城市。此外，防空组织指挥不力，使得空袭警报响起，很多人认为是演习。而后日军飞机撤离，当局解除警报迟缓、延误救援，加重了贵阳的损失。

　　贵阳史学研究者周诗若认为，“二·四轰炸”让曾远离抗战前线的贵阳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也更加激发了贵阳人民的抗日热情。“不可否认，抗战爆发后，贵州人民参与抗战的积极性很高，并有数十万战士奔赴前方战场，但人们当时普遍认为，战争打不到贵阳来。”周诗若说。抗战期间，日军习惯用无差别轰炸，让中国百姓产生恐惧心理，企图以此让中国人屈服。

　　“但日军对贵阳的这次轰炸并没达到预期目的，反而让贵州人、贵阳人同仇敌忾，迅速掀起抗战热潮。”周诗若说，史料记载，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贵州组建了11个师，大约十多万人奔赴抗日前线。而1939年到抗战胜利，参与抗日正面战争的贵州人达到五十多万人。

　　“二·四轰炸”后，中共贵州省工委等发动群众救亡团体开展募捐救济活动，组织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宣传抗日主张。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等进步文艺团体,发动成员编演剧目，并进行捐献衣物粮食、救治伤员等工作。

　　同时，省防空司令部采取了一些补救和防范措施：如编发《市民对于防空应有的准备和注意》等读物,开展防空常识教育；颁布《贵阳附近防空宣传办法》，举办4期防护干部培训班、开办防空情报训练班等。

　　1940年11月21日，贵阳举行防空袭纪念大会，利用“二·四轰炸”开展宣传教育，提出：“前车之鉴不远，‘二·四’血迹未干，我们的精神是不会被威胁而消沉,但支持抗敌的人力物力更需要妥慎保存……” 

　　抗战★点评

　　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省黔学研究院研究员韩义义：

　　日军暴行激起民众抗日决心

　　1937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撤离南京，宣布迁都重庆。面对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1938年至1943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长达5年的轰炸，有据可查的轰炸达218次。

　　攻占一个城市之前采取轰炸战略，是日军惯用伎俩。贵阳在抗战期间成为大后方，日军在1938年10月攻占广州后，对贵阳采取无差别轰炸，试图瓦解贵阳军民抵抗的意志。

　　抗战期间，从1938年9月25日日军首次轰炸清镇平远哨机场和贵阳易厂坝机场起到1944年止，日军共轰炸贵州的贵阳、晴隆等14个县市达33次。由于贵州的诸多县市兵力薄弱，对日军飞机不能形成威胁，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共造成28754人伤亡。

　　不过，日军的暴行没有使贵州人民屈服，相反，更加激起了贵州人民抗击侵略的决心：1937年，贵州出征士兵有47149人，1939年达91206人，1940年达97549人。8年抗战期间，贵州出征的将士近七十万人，谱写了前方将士英勇杀敌，后方人民倾力支持的浩荡史诗。

　　抗战★记忆

　　东门城墙守军

　　救了高家花园

　　今年90岁的高言中老人，祖宅就在文笔街高家花园内。高言中一家此前住在上海，上海沦陷后，1937年8月几经辗转回到贵阳。

　　高言中回忆，1939年1月31日起，贵阳的报纸上刊载了要举行防空演习的告示。2月4日12时左右，防空警报再次响起，高言中在家里的花园和兄妹玩耍，认为又是演习。突然，他们听到“嗒嗒嗒”的射击声——大家紧张起来，因为这个声音是在上海居住时，经常听到的驻沪军队射击日本轰炸机的声音。

　　当时，高言中躲进花园里的五柳塘下。他抬头一看，涂着红太阳标记的日机清晰可见。这些飞机朝高空飞行，一秒钟以后，听见省府路的方向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黑烟升腾。

　　后来日军飞机离去，防空警报解除，高言中才发现离他家附近的省民政厅被炸了。“父亲分析，当时低空飞行的日机发现高家花园，想丢下炸弹，遭到东门城墙上守军的射击，故而延迟了丢炸弹的时间，使高家花园得以保全。”高言中说，事后父亲还画了一张图，运用他的专业知识解释：不同的高度、炸弹下落的曲线是一样的，而他们家离民政厅仅300米，如果不是守军射击，炸弹真的可能落在了家里。

　　抗战★寻迹

　　洛湾小庙里

　　有群童子军

　　今年85岁的王珏老人，退休于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据他回忆，1944年，经历了“二·四轰炸”的贵阳已全面进入战争状态。14岁的他，在那年进入贵州省立贵阳中学读书，为长大以后上阵杀日寇，成为了学校童子军的一员。

　　王珏说，抗战期间，为保证师生安全，各类学校都疏散到乡间，贵州省立贵阳中学也将校址搬到乌当区洛湾乡，以一间小庙宇为校舍，佛殿做教室。

　　当时的省立贵阳中学，就是如今的贵阳一中前身，师生当中，有不少是避难来到贵阳的外地人。到休息时间，学校里贵阳话、江浙话、广东话四起，成了一个语言的大熔炉。

　　在学校，王珏加入中国童子军第576团，接受系列军事训练。王珏还记得当时他所穿的衣服是一套童军服，配有一条蓝色的领巾和一枚团队肩章。在乡村小路上、山坡间，教官带着童子军越野、攀登、野营，许多孩子的皮肤都被野草划破，却没人叫苦。尤其是野营时，大家围着篝火流泪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让王珏至今难忘。

　　70年过去了，当初的童子军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今年7月，王珏的同学们赶回贵阳，站在昔日中学旧址前，大家感慨万千。王珏写下诗句怀念往昔：人生易老情不老，贵中同学今来到。耄耋之龄喜相会，温馨从容情未了。

　　抗战★老兵

　　老兵白谦：

　　目睹日军暴行

　　少年入伍驱寇

　　89岁的八路军老战士白谦，1926年生，河南省南乐县人。1938年日军进犯河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时年仅12岁的他，对日军暴行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加入八路军队伍杀日寇。

　　1943年2月，17岁的白谦与几位同乡在地下党员的护送下，穿越日军封锁线，来到河南省内黄县西南解放区找到八路军。当时冀鲁豫四分区司令部、专署等机关单位都在此，白谦被分到专署警卫队负责站岗放哨。

　　1945年上半年，分区组织部队攻打盘踞在南乐县的日军。白谦回忆，激烈的战斗打了10多天，最终此役大胜，当地老百姓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欢庆胜利。

　　当时老百姓唱的歌词，白谦依旧清楚记得：“一九四五年八路军到这边，骑兵新四旅还有十六团，四月二十三就把鬼子掀，打开了昭王元村南乐县……”

　　1945年8月，白谦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白谦从部队转业到湄潭、凤冈工作，曾任凤冈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等职，1989年退休。2015年8月，白谦在凤冈县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