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战时文化中心

【专题】八年抗战民族记忆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谢廷秋教授谈高校西迁

浙大教授苏步青一家在湄潭。

谢廷秋教授考察晴隆24道拐。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部分国土相继沦陷。为了保存文化，储备人才，在国民政府统筹下，大学纷纷西迁。身处内陆腹地的贵州，成为高校西迁的一个目的地，抗战期间，共有8所高校，12所军事院校从全国各地迁到贵州。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贵州高校名家云集：竺可桢、茅以升、张孝骞、李四光、苏步青、丰子恺……他们在贵州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薪火相传。

　　文化西迁使得贵州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报刊、杂志众多，新闻出版盛极一时。全国各地许多名人学者相继来到贵州，一批社会团体、文化机构、新闻出版机构迁到贵阳及其附近城市，使得贵阳与重庆、昆明、桂林等地，成为战时全国几大文化中心。贵州聚集了众多全国一流的文化名人，他们或教书，或讲学，或参加文化活动，组织文学社团，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把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的新文化气息迅速传播到这里。

　　多年从事贵州抗战文化研究的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谢廷秋曾出版过《抗战硝烟与边陲贵州——贵州抗战文化研究》一书，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她谈到，对一个偏远而落后的地区来说，由于战争的原因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教育和文化繁荣，开启民智，发扬民主，宣传抗日，团结抗战，这是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本。西迁贵州的学校，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各方面人才，对于远在中国大西南的偏僻落后的贵州，也因此迎来了教育事业的繁荣，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教育西迁，对贵州的影响是巨大的、持久的和深远的。

　　西迁贵州有了高校

　　贵州都市报：高校西迁入黔之前贵州的高等教育水平是怎样的？请简要描述一下。

　　谢廷秋：抗战爆发之前，全国的高校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区。湖南以西的10省区，即陕、甘、新、川、滇、黔、桂等地总计专科以上学校仅10所左右，而且其学术水平普遍偏低，地区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抗日战争以前，贵州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虽然早在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就已创办了“学古书院”(后称“经世学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还不具备现代高等教育的要求，还不是真正的大学。可以这么说，抗战之前，贵州的现代高等教育几乎是空白的。

　　贵州都市报：西迁入黔的高校一共有多少所？他们为贵州高等教育做出了哪些贡献？

　　谢廷秋：高校西迁入黔确为贵州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心针，“贵州境内无高校”的局面得到了扭转。抗战爆发之后，在抗战中迁入贵州的高校加军事学校有20来所，有浙江大学、陆军军医学院、陆军兽医学院、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学院、广西大学、湘雅医学院、大连医学院、东北大学等。

　　高校西迁入黔以后，大量的学者、名家涌入到贵州，在西迁高校的帮助和支持下，贵州本土高校才得以建立。1938年国立贵阳医学院，现在已更名为贵州医科大学；1941年，成立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贵州师范大学；1942年，贵州省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国立贵州大学成立。

　　当时外面来的专家、著名学者、名师大量涌入大学贵州，频繁的人才交流，使得这几所学院一开始建起点就很高。而且它们一开始建就是正规的高等院校，同时，这三所高校的积淀深厚，当年的严谨治学的风气也代代相传，直到现在，这三所高校依然代表着贵州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准。

　　再者，高校西迁之前，贵州的学子若是想要接受高等教育，必须艰难跋涉去外省求学。各高校西迁入黔以后，便立即在贵州开始大量招生。甚至迁往重庆、四川等地的高校也会面向贵州招生，贵州本土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大大增加。

　　贵州都市报：除了对高等教育方面的促进之外，高校西迁入黔还对贵州的哪些方面产生了影响？

　　谢廷秋：影响是多方面的。学术方面，这么多高校一来，大批声名显赫的顶级专家云集贵州，如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著名桥梁专家、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专家茅以升，著名内科专家、湘雅医学院院长张孝骞……再加之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探讨，互相到对方的学校去上课，这一时期是贵阳学术交流最活跃的时期。

　　贵州的医疗卫生事业向来落后，抗战之前贵州巫医盛行。医学高校的迁入促进了贵州医疗事业的发展，培养医学人才、建立地方医院、宣传现代化医疗技术等措施在针对贵州的卫生等公益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西迁高校帮助下成立的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对师资力量的培养为贵州的基础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大夏大学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到中学任教提高了当地中小学的教育水平，浙江大学等高校建立了附属中学。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等在内的各层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女子教育、通俗教育等在内的各类型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动和促进。

　　基础教育的开展开启了民智、开化了民风。贵州地处偏远西南，民风保守，在民间男女间不能直接交往，男女不平等。浙江大学除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素质外，还以身示范，要求师生不论男女，一起研究学问，同台演出，一起散步、闲谈。夏天，男女学生举行游泳比赛，学校也组织男女学生到湖边进行野炊活动。这种男女平等，相互友爱的交往，冲击了当时的封建意识，改变了民风。渐渐地，本地的男女青年相互交谈，一起唱歌，也没有人再说三道四了。

　　此外，在经济方面，各西迁高校结合开发西部的实际需要，培养了一大批工业、经济等各方面人才，并发挥自身科学优势对当地经济生产与发展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开发。各高校还在教学之余根据当地的物产、经济特点寻找课题，进行经济开发和建设，推出了一大批具有当地特色的产品，形成了当地经济的基本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困难。

　　贵州都市报：能否介绍在西迁入黔的高校中，对贵州影响较大的高校？这些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谢廷秋：浙江大学可算是对贵州影响比较大的高校之一。浙江大学在遵义坚持办学7年，直至1946年秋迁回杭州。期间在该校任教的名师云集，群星璀璨，为一时之盛。

　　另外一个是影响广泛。因为当时浙大迁到贵州湄潭办学以后，以校长竺可桢为首的各领域名人都在那里孜孜不倦地搞科学研究。包括还搞一些贵州的地方科研，比方说对湄潭茶叶的研究啊，这些都在做，对地方经济的服务也有。

　　当时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到过湄潭浙江大学来参观，他非常感慨，他说抗战这么艰难的时候，又是搬在贵州湄潭这么偏僻的地方，但是师生对学术钻研和攀登的劲头这么强，他觉得太难得了，所以当时这位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就把浙江大学誉为“东方的剑桥”。

　　浙江大学到湄潭来的影响还包括改变湄潭的整个人文环境，开启民风。针对贵州抽鸦片者众多且难戒绝的情况，竺可桢校长曾亲自组织学生为贫苦烟民戒毒募集经费，学校还与地方政府合办了一所戒烟所免费为穷人戒烟。浙江大学的师生还会组建一些宣传队深入到农村去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在湄潭县城演出，这对当地文化环境的改变非常大。

　　西迁一场文化的抗战

　　贵州都市报：您为什么会对贵州抗战文化进行研究？

　　谢廷秋：这得追溯到1993年的暑假，当时我作为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师第一次到贵州遵义湄潭县去给贵州师大函授班的学生上课，一到湄潭我就惊异于这个小县城的绿化、干净、优美、文明。那时候我已经到过贵州的很多县城，没有哪一个县城能像湄潭这样征服我。我当时住在湄潭文庙边上的县委招待所，课余我无意中走进了文庙，一段历史展示在我的眼前：浙江大学这所著名的大学于抗战时期在湄潭坚持了七年。

　　我突然明白了湄潭征服我的理由：雁过留声，人过留痕。浙江大学的湄潭七年给这座小城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痕迹。我循着文庙内解说词的展示，在小城一一找寻浙大的足迹，那时还没有“大学城”的概念，可是60多年前的湄潭却是地地道道的“大学城”，因为浙大分布在小城及周边的各个角落。通过找寻，历史在我眼前渐渐清晰。

　　我下决心要写出这段历史，写出湄潭与抗战的联系，写出贵州与抗战的血肉联系。

　　后来，我到了独山、到了镇远、到了黄平、到了晴隆，每到一处我都会留心历史的印痕。很多年过去了，我带着我的研究生到图书馆查阅了无数的资料，多次到过贵州各地抗战遗迹，终于写下了《抗战硝烟与边陲贵州——贵州抗战文化研究》这本书，完成了我的心愿。

　　贵州都市报：做了这些年的抗战文化研究，您是怎么看待高校西迁这一历程？

　　谢廷秋：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高校西迁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教育大迁移，众多高校为了躲避战火，保存力量，支持民族持久抗战，毅然进行举世罕见的西迁。抗战时期高校西迁，是一场空前绝后的中国教育事业和知识精英的战略大转移。还是一场为了自身生存，为了民族复兴，为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延续和发展的斗争。这场西迁，同时也传播了抗战精神。因为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办学的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保护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持久抗战传承中国文化的这样一种精神，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都在探讨的。

　　对于当时的高校迁入地来说，这一场教育与文化的大转移就是一场被迫的西部大开发。但这一次的开发并不是侧重经济上的开发，而是偏重于文化和教育。

　　同时还适当地助推了高等教育的平衡。因为抗战之前贵州一所高等院校都没有，但是抗战就带来了这种契机，使得贵州诞生了三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虽然是被迫的，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抗战，没有高校西迁和文化机构的西迁带来这样大量的专家学者、名人名师，那么贵州的高等教育还会滞后很多年。

　　谢廷秋简介

　　谢廷秋，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贵州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长。出版《中国当代作家的城市想象与表述》、《文化孤岛与文化千岛》等，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多项，多次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