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 与小城

2015-08-31 22:21  来源: 多彩贵州网-贵州都市报

【专题】八年抗战民族记忆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华北、华中、东南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平、津、沪等依次落入敌手。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沦陷区的国民政府机构、工商实业、文化机构为避战乱,纷纷内迁,贵阳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接纳了许多机构、实业、人才、资金,不少文化名人也随着这波内迁大潮来到了贵阳,有文学家茅盾、巴金、叶圣陶,戏剧家田汉、安娥、熊佛西,翻译家李青崖、曹未风等,书画家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恺、沈逸千、赵少昂等,音乐家马思聪、王慕理等,诸多文化名人到贵州,打破了这个边远省份的沉寂,他们带来的新风气,打开了贵州人的眼界,使得贵阳成为大后方的抗战文化中心之一。

抗战时期的贵阳大十字。

  名家汇聚贵州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源于北京、上海等少数中心大城市,它怎样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传播、扩散,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学史研究课题。”带着这个兴趣,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廷秋展开了对贵州抗战文化的研究。

  谢廷秋说:“抗战八年,边远贫困封闭落后的贵州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抗战大后方,大批高校、文化机构迁到贵州,大批作家及文化人到了贵州。因此,抗战八年中,贫困落后的贵州,文化活动却非常活跃。”据她统计,抗战时期先后来过贵州的文化界名人有著名作家茅盾、叶圣陶、巴金、闻一多、丰子恺、艾芜、秦牧、廖沫沙、张恨水、端木蕻良、陈伯吹、李青崖、齐同(高滔)等;著名诗人方敬、方殷、周铜鸣、黄宁婴等;著名剧作家田汉、熊佛西等;著名电影导演和演员蔡楚生、郑君里、胡蝶等;著名新闻记者和出版家徐铸成、吴朗西、凤子等;著名画家徐悲鸿、关山月、叶浅予、吴夔等;著名音乐家和舞蹈家马思聪、吴晓邦、戴爱莲等,达数百人之多。

  这些文化人,有的把贵阳作为中转站,转赴昆明、重庆等地,更多的人则在贵阳和贵州其它城镇工作、生活、斗争。他们进行的文化活动,直接推动着战时贵州的文化事业。使得贵州省会贵阳与毗邻的重庆、桂林、昆明成为国统区的四大文化中心。

  文史学者、《贵州文史丛刊》副主编王尧礼认为抗战期间文化西迁对贵州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和影响:一、重新认识贵州和贵州人。贵州僻处西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和平年代为人忽视,东部沦陷,才显出贵州的重要性来。贵州成为六十年代三线建设的重点,中央决策的依据实际上就是抗战时贵州所起的作用。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少数民族一向受到历代王朝的歧视、压迫。战争使大量机关、学校迁入贵州,大量难民流寓贵州,与少数民族有了零距离的接触,才知道少数民族文化是悠久深厚而多姿多彩的。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新词——苗胞——就是“苗夷同胞”的简称,它标志着知识界和普通外省人已经将贵州少数民族视为同胞。经过官方主导的双方互动性的交流认知,贵州少数民族激发了爱国热情,踊跃参军,效命疆场;二、促进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抗战前贵州没有高等教育,抗战期间迁入了浙江大学、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湘雅医学院等大学,又新建了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三所国立大学。虽然是形势使然,但抗战为贵州新兴的高等教育准备了充分的、高水平的师资。三、培养了一批人才,开了风气。抗战期间西迁的大学,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流寓贵州的文化人,有些留在贵州,成了贵州人。这些人是以后贵州经济社会建设所依赖的人才。高校西迁和文化人的流寓,还将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尚带进了贵州,使贵州闭塞文化空气为之一新,迅速与中心地区接轨。

  谢廷秋、王尧礼重点介绍了几位抗战时期到过贵州的文化名人,他们或留下文学、美术作品;或支持办报;或举办文艺讲座;或组织戏剧演出;或从事文化教育……他们在贵州的活动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将五四新文化的精神、理念及文学艺术成果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传播扩散。

  闻一多画速写

  闻一多是1938年初来的贵州,当时是参加西南联大筹办,西南联大要从长沙迁到昆明,师生的迁移分成两条队伍走。大部分人坐的汽车,绕道从越南滇越铁路进去。另一部分人则是步行,有将近300人组成徒步旅行团“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徒步旅行团”。旅行团里有几位教师:闻一多、曾昭抡、袁复礼等,他们作为指导教师参加这个步行团。

  王尧礼说,比较好玩的是,这批师生途经贵州时,兴致很高。一是贵州山水跟南北各地都不太一样;二是沿途的少数民族,穿戴各式各样的服饰,让他们很新奇兴奋。

  闻一多原来是学画的,1922年7月,他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专攻美术。不过他后来的兴趣转移到文学和研究上。这一路的步行,闻一多画了几十幅速写。后来,他的儿子闻立鹏把这些速写集成一本书,总共35幅画,其中33幅是在贵州画的。

  另外,这个旅行团里有个学生叫刘兆吉,山东人,一路上收集民歌,编成一本选集《西南采风录》,闻一多、朱自清等为这本书作序。王尧礼介绍,这个集子里的民歌直接采自民间,有的内容带着民间的通俗和乡村的野性甚至匪气。闻一多在序里写到:“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王尧礼说,闻一多先生的说法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声音,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中华民族正是需要这种血性,用野性对付野性。文人们经过贵州,看到和收集这些民歌,感到中华民族的野性还在,还有跟敌人搏斗的本钱。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看贵州的新角度。

  贵阳成就马得漫画

  马得姓高,南京人,一九三七年,他随父母流亡贵阳。当时他才二十岁,尚未成名。他本来是学水产的,但热爱美术,画漫画,一到贵阳就参加抗日漫画展。后与人合办宣传抗战的通俗画报,自编自画。

  王尧礼说,抗战期间来贵阳的叶浅予先生也算马得的启蒙导师。一九四二年,叶浅予先生在贵阳看到马得他们办的画报后很感兴趣,特意去编辑部看他。叶浅予对他说自己对贵州苗族感兴趣,约他一起去花溪看苗家赶场。他原也知道速写是学画的基本功,但总是提不起兴趣去练,在花溪看到叶先生的速写后,受到很大的震动,引起极大的兴趣,并坚持下来。叶浅予对他的启蒙,不仅仅是技术的,他的视野也开阔了,他对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在贵阳的街头巷尾、近郊乡场观察苗族同胞,画了很多速写,并收集了不少民间版画和苗家山歌。

  战后马得回到南京,画了一组《苗夷情歌》,即为苗族情歌配画,一首歌一幅画,计四十八幅,发表在《新民报》副刊。一九八七年《漫画世界》杂志重刊了其中十幅,更名为《苗家山歌》。从《苗家山歌》来看,造型的诡奇,线条的朴拙,手法的夸张、变异、抽象,与苗族蜡染图案有很深的关系。马得后来说:“贵州山区边远地方,多为苗族群众居住,每到社日,在贵阳街头,就见到苗族男女青年来赶集,他们多半是用马驮着木柴、土产什么的进城来出卖;妇女多半是背着竹筐,装些山货沿街叫卖,她们穿着绣花的土蓝布衣裙,打着裹腿,光脚穿着草鞋;男青年大多包着白色大头巾,如果遇到他们的节日,男女老少都会盛装打扮在喷水池边集合,热闹非凡。我常挤在人群里画速写,听他们唱山歌,山歌大多是情歌,曲调高亢、淳厚、粗犷,蕴含着率真的强烈感情。歌词中形象的比喻,奇特的想象,通过自然嗓音的表达,生动自然十分感人,我常想如果用朴实的民间剪纸或版画形式来画山歌一定很协调。那是战争年代,没有这份闲情去画,但他一直在我的心里孕育着,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时局因打内战紧张起来,那时我已复员回到南京,漫画不好画了,我便想起画‘苗家情歌’。我画得很顺手,没有框框,没有拘束,似乎是即兴的、随意的流露出来的。”《苗家山歌》在《新民报》副刊连载了一年多,受到了读者的喜爱,香港《华商报》转载,法国新闻处的人曾要求马得画成水墨彩色介绍到法国去。《苗家山歌》是马得的成名作,后来他改画戏曲人物并赢得了更大的名声,但仍然有人认为他的戏曲人物画不如苗族情歌画。除了《苗家山歌》,他还画了一组《战后贵阳》。可以说贵阳是马得学画的“大学”,贵阳成就了马得。

  茅盾扶持副刊

  1941年12月25日,日寇占领了香港。茅盾和其他文化人士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离开了险区。1942年3月9日,茅盾夫妇与以群等人到达桂林。因为要写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便在桂林居住下来。

  1942年12月,茅盾离开桂林,乘汽车到贵阳。在贵阳他看望了老朋友谢六逸,写下散文《贵阳巡礼》和《司机生活片断》。谢廷秋说,《司机生活片断》反映了国统区混乱的社会生活。《贵阳巡礼》是对抗战时期贵州的“首善之区”———贵阳的真实记录。这两篇散文极具批判精神,揭示在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看不到抗战应有的景象,触目的是经济的畸形发展,消费商品和营业性行业的兴旺,这些成了大后方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几天后茅盾离开贵阳前往重庆。

  谢廷秋介绍,除了写作,茅盾对扶持贵州文艺副刊上,做了大量工作。

  1945年,当时在贵州大学教书的蹇先艾先生,主编《贵州日报》副刊《新垒》,每周出刊二至三期,通过这一文学园地,不仅团结了一批老作家,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本省的青年作家。蹇先艾四处向老作家约稿,写编后记,把《副刊》办得有声有色,茅盾也在上面发表了《贝当与赖伐尔的下场》、《不可补救的损失》等文章。

  除《新垒》副刊外,贵阳还有一个进步的文艺副刊,由著名诗人方敬主编的贵阳版《大刚报》副刊《阵地》,也得到茅盾的帮助和鼓励。这个副刊在茅盾的爱护、指导和扶持下,办出了特色,有时被汉口《大刚报》整版转载。

  1945年6月10日,茅盾在贵阳的《大刚报》副刊《阵地》上发表了《读“春暖花开的时候”》一文。这是姚雪垠的长篇小说,写的是抗战时期台儿庄战役之前一群男女青年的生活,茅盾先生既肯定了这篇小说的成就,同时又严肃批判了它的缺点,这对克服当时的创作倾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5年7月4日是茅盾五十寿辰,文艺界为了表彰他对新文学事业的卓越贡献和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在团结文艺工作者坚持抗战、进步、推动文艺工作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举行了庆祝茅盾五十寿辰暨创作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贵阳的《大刚报》副刊《阵地》出了纪念专刊,转载茅盾的文章《回顾》。

  谢廷秋说,当年贵阳的这些进步报刊,由于有了茅盾等著名的作家撰稿,生辉不少,有力地促进了贵阳的抗战文艺活动。也促使五四新文化的精神、理念及文学艺术成果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传播扩散,给现代文学宝库增添了宝贵的财富。茅盾在贵阳留住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他给贵阳地区的文学刊物的支持是很大的。

  巴金在花溪写《憩园》

  “说起巴金,他和贵阳更是有一段渊源。”谢廷秋说。“抗战时巴金曾一度寄居于贵阳花溪,并在此与萧珊结婚。在贵阳期间,巴金写作了《生与死》、《妇与夫》等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憩园》的大部分,小说《第四病室》也是以他在贵阳的素材写作的。他曾将《第四病室·前记》寄到蹇先艾的《贵州日报·新垒》上发表,引起人们的关注,对贵州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中篇小说《憩园》的由来。巴金曾于1944年5月4日与夫人萧珊来到花溪。他俩是到花溪旅行结婚的。巴金和萧珊听说花溪公园内有一座本地人称为“招待所”的“宾馆”,于是便顺着花溪河南岸向西寻找。大约走了一里路,便在一座农家水碾西侧,看到一处用柏树围成的小园。围园的柏树高丈余,树顶都剪成城垛形,远望像一座墨绿色的城。游公园的路穿小园而过。小园内靠河一边,是一栋小巧的青砖青瓦平房,这就是小憩园。里面设备简单,只有两三个房间和几张木桌椅、木床,没有电灯。这里只向客人提供住宿,客人吃饭,还得到花溪镇上去吃。不过,花溪公园很美。而这小憩园的环境位置,更是处在公园的最佳处。巴金和萧珊到了小憩园,租下一间客房。

  田汉建剧团

  巴金和萧珊在这里结婚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置一床新被,没有做一件新衣裳,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傍晚,他俩从公园踏着落霞,走到花溪镇上,“在镇上的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挟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他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弱灯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谈着谈着,感到宁静和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巴金和萧珊在花溪小憩园住了三天,又到贵阳住了三天。而后萧珊去了重庆,巴金便以“黎德瑞”的化名住进贵阳“中央医院”,动手术治疗鼻子,当他治好鼻子正要出院时,萧珊的信来了,而且是两封。看到萧珊的信,巴金又想起了美丽的花溪,想起给他们带来安静与幸福的花溪小憩园。于是,他在动身离开贵阳之前,又特意专程到花溪住了三天,重温新婚的甜蜜,寻觅萧珊留下的足迹,感受萧珊留下的气息,并在这里完成了他构思已久的中篇小说《憩园》的大部分,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花溪小憩园,告别花溪,回贵阳,踏上开往桂林的邮车。

  巴金在贵州的文学活动虽然简短,但由于巴金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不仅在贵阳留下了一段佳话,而且也留下了深刻持久的文化影响。

  “田汉在贵州,不光是排演话剧,还在贵阳遵义等地举办话剧的讲座活动,普及话剧知识。”谢廷秋介绍。

  1944年冬,田汉参加组织桂林“西南剧展”后来到贵阳,当时和夫人安娥住贵阳大十字附近(一说是黑神庙内临时搭成的“寓所”),直到1945年夏秋之交才离去。

  在1944年末和1945年初,田汉在贵阳组织了吴祖光的新作《少年游》的首次公演。公演由田汉侄女田萱具体组织,阵容强大,演出空前,连演十多天,天天满座,后因一些演员离开贵阳才停止演出。这次演出,有力推动了饱含新思想的新话剧在贵州的传播和接受,也为贵阳创建“民教剧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田汉以排演话剧《少年游》为契机组建了剧社,成员大多是原沙驼剧社的社员。此后,该剧组的人员组建了贵阳“民教剧团”,后更名“民众剧团”,成为贵州新戏剧的一支骨干力量,一直活动到1949年,建国后该团人员合并组建了贵州省话剧团。

  1944年底,来黔文化名人在遵义举办过一次“文学讲座会”。田汉、安娥、熊佛西、方敬、方殷、丰子恺等担任主讲。熊佛西讲戏剧知识,田汉讲戏剧理论,方敬、方殷分别讲诗歌欣赏和诗歌理论,丰子恺讲散文欣赏及理论等。据当时听过演讲的人回忆:有一次,轮到田汉主讲,他挽着夫人安娥,在文友们的陪同下,来到遵义市区杨柳街越来茶馆“文学讲座会”所在地。他戴一顶颇为奇特的帽子,上身穿一件褐色的皮茄克,脚穿一双长筒胶鞋,把肥大的裤管塞在靴内,身材魁梧,风度翩翩。他一到立即博得了早已等待多时的听众的热烈掌声。田汉频频向大家点头致意。当时没有扩音器,但田汉主讲时,次序井然,每人都屏声静气地听讲。

  田汉先后在贵阳、都匀排演他改编的抗日新戏《江汉渔歌》、《新雁门关》、《新儿女英雄传》和《武松与潘金莲》。在他的影响下,贵阳川剧“天曲社”蔡天鹏等人排演了新编时事川戏《乞儿救国》,贵阳京剧社将话剧《奢香》改编成同名京剧公演,京剧“厉家班”在贵阳演出了具有抗日救亡思想的《戚继光歼倭记》、《木兰从军》、《班超》、《吴越春秋》等新编历史京剧。

  田汉在贵州的文学创作、戏剧改编及演出、文学讲演等活动都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在贵州的传播和接受。

  熊佛西做讲座

  抗战时期,熊佛西来到贵阳之后,积极展开戏剧活动,导演了曹禺根据巴金《家》改写的剧本,名震一时。他在贵阳举办戏剧讲座,为贵州戏剧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抗战这一特殊的时期,熊佛西举办的戏剧讲座传授了戏剧知识精华,促进了抗战时贵州戏剧与外部的融合,推动了贵州戏剧的发展。熊佛西后因事移居遵义。在遵义,熊佛西的戏剧活动更是马不停蹄,发动家人参加到戏剧的演出活动中。他和夫人叶子,还有他的友人林薇、邱玺等相继演出了张骏祥的《万世师表》、洪深的《寄生草》等戏剧作品,为贵州戏剧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5年春,熊佛西和田汉在贵阳主持举办了“抗战戏剧展览会”。这是继桂林“西南剧展”后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剧展,是贵阳戏剧界一大盛事。参加剧展的有熊佛西排演的《寄生草》、《万世师表》,李超、葛文华排演的《蜕变》、《金玉满堂》,贵阳知名演员排演的《国家至上》、《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剧。其盛况空前,是我国进步戏剧力量的又一次展示。

  谢廷秋说,这些戏剧活动推动了五四新文化在贵州的传播和接受,活跃了贵州戏剧舞台,也为贵州戏剧培养了人才。

  李青崖译作多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李青崖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并开始发表莫泊桑著作的译文,引起国内文学界的关注。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3日上海成为战场,复旦大学地处江湾,李青崖的住处毁于敌机轰炸。李青崖和妻子女儿不得已逃难,家私全部损失,三个人仅仅抢出了李最爱的法文原版的《莫泊桑全集》。

  此后,李青崖就随复旦大学师生内迁,经江西、湖南到达贵阳。在贵阳5年期间,他主要在内迁的大夏大学任教,主持文学教学。他治学严谨,受到师生的一致称道。此外他同当时在贵阳的著名本土作家谢六逸、蹇先艾一起;尽力开展抗战文艺活动。他们组织“每周文艺社”,为《贵州晨报》开办《每周文艺》副刊,宣传新文化、新文艺,同时担当起宣传坚持抗战的重大任务。李青崖还与谢六逸、齐同等发起成立中华文艺抗敌协会贵州分会。

  谢廷秋说,这位早年在武汉主办过《湖光》文艺月刊的新文学运动骁将,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曾到法国研习文学。在黔期间,他担任大夏大学国文系主任,并在其它几所学校兼职任教,还参加了不少抗日救亡的社会活动。业余时间,他继续对法国文学进行钻研,在贵州期间,他在资料异常匮乏、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译出了莫泊桑的名作《橄榄田》和另一部法国名著《戴高乐传》,同时还译出了一些欧美国家的著名短篇小说。李青崖在贵州的教学和文学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在贵州的传播和接受。

  齐同创作《新生代》

  齐同,(1902-1950)左翼作家。原名高天行,笔名高滔、齐同,吉林省吉林市人。早年在北平求学,1927年7月在《莽原》上发表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宝藏》,三十年代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

  齐同是抗战初期最先来到贵阳的进步作家。他先后在贵阳中学和其它几所学校任教。1938年春,齐同与蹇先艾、谢六逸、刘薰宇、李青崖等文化名人发起组织“每周文艺社”,出版《每周文艺》刊物。他还参加了“贵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组织的“社会科学座谈会”,为该会《十月》旬刊撰写文章,该会在贵州的活动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科学在贵州的传播。抗战时期,齐同与谢六逸、李青崖等发起成立中华文艺抗敌协会贵州分会,积极推进抗协的各种活动,扩大了新文化在贵州的影响。谢廷秋介绍,齐同在贵阳执教及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的同时,以充沛的精力完成了较早反映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新生代》。他以“一二·九”运动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陈学海的形象,这个形象极大地感染和启迪了当时的贵州知识界。

  本文参考:谢廷秋《抗战硝烟与边陲贵州——贵州抗战文化研究》一书、王尧礼《叶浅予、黄尧、马得画贵阳》一文,特此鸣谢。

作者: 陈艺  编辑: 纪筱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