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出穷窝过好日子” ——晴隆县长流乡杨寨村长箐苗寨群众说易地扶贫搬迁

　　“好把椅子在高山，金盆洗手盘江边；女儿梳头长箐凼，家兴人旺在坑上。”这富有诗意的诗句描绘了晴隆县长流乡老寨村长箐苗胞美好憩意的田园生活。

　　诗句意境是美好的，现实生活是残酷的。长箐苗胞的生活是艰辛与痛苦的，是不屈与无奈的，简直就是一部广大山区贫困群众的生活辛酸史。

　　“箐”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山间的大竹林，泛指树木丛生的地方，多在深山中。”长箐既无竹林，也无树木，只有光凸凸的山上长着稀稀疏疏的灌木丛，12户人家就座在椅子形二屯岩的岩脚下。

　　连日来的雨水冲毁了长箐与外界唯一联系的泥巴路，5月26日记者从晴隆县城驱车3个多小时到达长流，从长流转车1个多小时到达老寨村，然后从老寨步行近1个小时到达长箐，经过近6个小时的艰辛努力，傍晚时分终于到达长箐，见到了长箐的真面目。

　　初中毕业的张思妹是长箐最高学历

　　当日下午5时许，我们乘座的野越车穿过“一线天”峡谷，沿着光照湖畔如刀削的花页岩半山腰公路，拐了不知道多少个狭窄陡峭的“W”，才来到晴(隆)普(安)界牌处停下，步行近1小时的时间，才爬上散居于近70度半坡腰二屯岩脚下的长箐苗寨。

　　来到寨脚，一块几十平方米的平地上，苗族同胞张开学家就住在此，平地最里面，一栋30多平方米的土墙石棉瓦低矮小屋，就是张光学一家的住所。推开竹子编成的简陋小门，张开学的妻子王国英正独自一人借着土墙上20平方厘米般大小的“窗子”透过的亮光，在昏暗的屋里用传统的织布机一梭一梭缓慢地编织着麻布。问她为何不开灯时，王国英说家里灯泡已坏了多时，她眼睛不好认不得钱，要等外出打工的两个女儿回来后才能买新的换。

　　为了重拾儿时父辈们的织布记忆，记者阻拦了热情好客的王国英准备下机招呼客人的举动，搬来家里不多的小木凳坐在织布机旁，准备边欣赏边聊她家的家庭情况。可遗憾的是，当记者问及家里有几口人、每个人的年龄、出生年月、到哪里打工、家人的电话等情况时，王国英除了知道家里有4口人和自己的年龄外，其他全然不知道。

　　“我一字不识，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一天除了做生产，织织布、绣绣花，我什么也不知道，说来不好意思，你们不要见笑。”王国英那带有浓浓苗族口音的语言，要不是仔细“辨认”和同行干部的“翻译”，根本无法听懂她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没有读过书喽，才读过一二年级，要是读过书哪个还嫁到这点来，都是吃没知识、没文化的亏。”记者来到村民朱光秀家时，她正在弯腰生火做饭。朱光秀出生于1981年，家有4口人，两个女儿，全家人的生活就靠丈夫张光学外出打工挣钱来开支。

　　朱光秀的大女儿张亚兰今年21岁，小学毕业后就一直外出打工，小女儿张思妹今年18岁，在长流初中毕业后就外出和姐姐一起打工去了。由于交通不便，家比较穷，两个女儿没有继续读书。

　　“张亚兰、张思妹俩姊妹一个小学毕业，一个初中毕业，在我们这里算是读书读得多的了，其他的都只读过小学一二年级就没读了，大多数小学都没有毕业，最多读到初一二，希望她俩姊妹识点文化出去打工能找到点钱，不要像她爹一样不识文化出去打了七八年工也没挣到多少钱。”一旁的朱光秀的公公解释道。

　　记者不禁有些愕然，张思妹一个初中毕业生，竟是长箐的最高学历……

　　记者初步统计了一下，长箐12户42人，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2670元，最低的2100元，读过书的有26人，其中读到初中13人，初中毕业的1人，小学毕业的7人，有劳动力人口14人，在外务工12人。

　　一个寨子一姓人全是苗族

　　长箐属晴隆县长流乡杨寨村，是一个大花苗聚居的自然村寨，据乡政府驻地12公里，全寨共有12户42人，除了嫁进来的10个媳妇王国英、邓花、杨美、潘明秀、杨建珍、王二美、朱佳慧、马小美、陶学美、朱光秀外，全部姓张，而且都是苗族，包括稼进来的10个外来媳妇，这让记者觉得很奇怪：一个寨子只有一姓人，连嫁进来的媳妇都是同一族别，这很少听说，也没见到过。

　　村民张开学是长箐年纪最大的男老人，今年68岁，他的妻子王国英比他长4岁，是寨子里年纪最大的老人。据介绍，他们是从毕节市的威宁县搬来的，当时来的时候仅有张开华、张开文和张开学三人，时间是1961年。

　　据张开文说，当时是饥饿逃难，因为太小也不知逃到哪些地方，最后来到老寨村的下大云组，生活了几年，怕人家说闲话，不能占人家的平地，就搬到了二屯岩脚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几十年就到了今天这步田地。

　　“说起长箐的生活是有苦难言呀，当时来又没得亲戚，去人家搭地(分人家地)人家不高兴，这里的土地全是我们这几个老骨头来此打猎定居后垦荒的几十亩贫瘠坡耕地，没有半分水田，全靠传统的种植包谷为生，生活异常艰苦，吃了好多苦头呀！”谈起长箐过去的生活，张开华眼睛禁不住落下泪水。

　　长箐距离长流乡政府驻地仅12公里，但交通条件特差，生存环境恶劣，只有一条两三米宽的泥巴公路与外面联系，一般的车辆无法通行。“从长流到长箐路程不算远，但走起来很费力，我们也曾经想办法解决这里的交通条件，还邀请了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的专家来实地察看过，均说修路成本太大、不划算，地方无力承受，不如把他们搬出去。”长流乡党委书记李秀松说。

　　“张德西，今天李书记又来给我们讲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了，你老还不快来听听，做好搬出去的准备？”不一会儿，在村民邓花家院坝里，就聚满了前来听取乡党委书记李秀松为大家讲解易地扶贫搬迁优惠政策的村民。

　　村民张开文扫了在场群众一眼，看到还有张德西一人还未到后，放开嗓门大声喊张德西快来听李书记的讲解。“前几天李书记不是已经给我们讲过了吗，我全都听明白了，搬出去什么都好，还用再听嘛。只要我们选择搬去的晴隆那边的房子建好，我马上就搬，搬出去交通、教育、就业、就医都比我们长箐好百倍。”别看张德西上了一把年纪，他还是边说边微笑还略带着小跑匆匆赶到邓花家院坝里。

　　“你们觉得是长箐好，还是晴隆好？”“相比来说当然是晴隆好。”

　　“怎么个好法？”

　　“因为那里有便捷的交通、优质的教育资源、良好的医疗条件嘛，而且还比较好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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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是我们的力量有限，是因为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具备发展的条件。说来说去，光有豪情壮志不行，它需要条件，需要各种要素尽可能聚集。很多条件我们不具备，怎么办？就是要想法搬出去呀。”

　　李秀松和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易地扶贫搬迁的事，共商乡村倍增计划。

　　“李书记给我们把账算得很清楚，我们乐意搬，搬出长箐这穷山坡，到城里去住，吃水、用电、娃娃读书都方便，搬出去穷日子也就到头了，只有搬出去才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村民张开学的儿媳妇杨美满脸幸福地接过话茬。

　　“搬！肯定要搬！要是城里安置的房子建好了，我们立马就搬，搬到城里去，打工就业、看病也方便，见识也广！”听了李秀松的讲解，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欣喜地交谈着。

　　赶长流乡场三年不曾去过

　　记者来到张德西家，但见百孔千疮的土墙支撑着几近腐烂垮踏的茅草屋，屋里除了一些生火用的干柴、几袋包谷和土墙上挂的一把榛红的射弩外，再也找不到一样值钱的家什。

　　张德西一家原有三口人，几年前老伴因家贫无钱医治病逝，女儿两年前出嫁。张德西有一手射弩好技艺，曾获得晴隆县射弩比赛第一名。早些年，一家靠打猎和耕种两亩多瘦薄的坡地为生。近几年来，由于国家有明文规定禁止狩猎一切野生动物，张德西的射弩也束之高阁，经济也随之“断路”。

　　“现在不打猎了，没什么生意了，加之下山路途遥远，已有三年多没有去赶过场了，唯一要买一点盐巴就请人带来。”据张德西介绍，以前迫于生活压力，即便交通不便，他打猎捕到野生动物后，也经常会步行三五个小时拿到龙吟、长流、鲁打等乡场出卖，换点盐巴钱。

　　一圈走下来，在长箐，像张德西一样几年不曾到过乡政府所在地赶乡场，见识外面变化的村民还有很多，用张德西的话说就是有两三桌。更为揪心的是，如今留守在家的长青村民，仅有3部手机，两户人家有电视。

　　长箐交通的落后，无时不牵挂着当地党委政府、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和许多好心人的心，他们多少次实地勘探，但都因人烟稀疏、山高路远修路工程量巨大而望路兴叹。

　　去年10月，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的专家陈晓彤一行，到长箐走访慰问，并计划筹资帮助长箐修建通组路，但经实地勘探后，觉得这里山高路远，修路工程量大，投资成本巨大，即便修通了路，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这方水土已养不起这方人”的。无奈，唯有动员村民搬下山到交通方便的地方，才能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搬下山，置地建新居。”对于贫穷的长箐村民来说，却比登天还难，不知要等到何时？

　　易地扶贫搬迁是长箐人幸福生活的转机

　　“我们这里路不通，吃水困难，小病靠挨，大病靠拖，人都不行了才往医院抬，生存条件很老火，发展什么产业都不行，三弟和五弟为了离开这穷窝窝，分别到普安和云南做上门女婿去了。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我要带头，动员大家搬，搬到晴隆去，有了好的生存地点也才能谋发展，搬出去才能有出路，我恨不得马上就搬。”提起搬迁，62岁的张开文满怀希望。

　　“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治安靠狗，娱乐靠手。”这多少有点自嘲讽刺意味，可确是长箐人的生活写照。搬迁，对于长箐山村民，是幸福生活的转机。

　　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长流乡坚持“业乐居安”的原则，按照“搬出渴望，搬出文化，搬出产业，搬出精神”的要求，切实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头等大事和一号工程来做，推行与群众共商的办法，让易地扶贫搬迁乐到老百姓心坎上，激发了搬迁热情。好雨知时节。记者离开长箐时，天空中又下起了瓢泼大雨，拼命地滋润着这个久旱的小山村，张开学家低矮的草房里透出丝丝光亮，昭示着长箐的明天将一片光明，幸福的好日子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