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1981年诊断出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艾滋病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速度惊人。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2014年的报告，截止到2013年底，2013年全球新发艾滋病感染210万人，艾滋病相关死亡150万人。

　　这个数字触目惊心，而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自从艾滋病作为一种传染病出现以来，共导致全球7500万人感染，全球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有3500多万人，艾滋病一直以难以控制之势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全世界无一角落能够幸免。

　　报告称，拥有众多人口的亚洲目前正处于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关键时刻。

　　中国自1985年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的流行呈快速上升趋势。国家疾控中心公布中国大陆的疫情：截至2014年8月31日，现报告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共490521例，另外已死亡149347例。近年来艾滋病病例报告数一直以平均每年30%至40%的速度快速增长，加上流行的危险因素还广泛存在，艾滋病在中国正以迅猛的速度和超强的威力将其魔掌伸向各个角落，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严峻的公共安全问题。 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民族兴衰和国家存亡。11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延东主持召开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时强调，艾滋病防治是重大民生和社会问题，关系人民健康安全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要坚持预防为主，强化源头治理，努力减少新发感染。加强重点干预，坚决遏制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艾滋病流行态势。

　　艾滋病如何传进中国

　　1985年6月初，八达岭长城景致迷人，游人如织。美籍阿根廷旅游者阿斯克墨西纳来到这里，实现了他的一大愿望。但正当他兴致勃勃，举步攀登时，突然晕倒在地。事后，由于病情发展，他被迫走进协和医院就诊。

　　尽管中国医生对阿斯克墨西纳进行了及时的抢救和治疗，但病人还是很快就死于重症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环衰竭。其间，经与其在美国的家人联系，才知道此人有同性恋史，在美国已确诊为艾滋病。这次到中国旅行是他早有准备的一次绝命之旅。

　　中国医生经过对阿进行血清学检验，完全证实他死于艾滋病。这个备受病魔痛苦折磨而死的“老外”，结束了中国“无艾”的历史。

　　在此之前，艾滋病已在世界横行4年，共有70多个国家报告发现了艾滋病。而我国还是一块净土，但有识之士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复杂多样，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艾滋病传播的所有可能性在中国都存在。

　　果然，阿斯克墨西纳携带病毒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

　　不久之后，有关方面在开展艾滋病监测中，又发现4名浙江省血友病人已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他们都在1983年前后使用了进口血液制品第VIII因子血液制品，病毒由此而来。

　　中国有了艾滋病的踪影--这不仅使盲目乐观的人哑然，更牵动了社会的忧虑。

　　1989年10月28日，一则电视新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卫生部门正式向公众公布，我国在性病患者中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是一个男性青年，在北京某副食品商场当售货员。据查，此人两性关系混乱，还多次与外国人有同性恋行为，他是在治疗性病时被发现的。医院刚刚确认此事，就四处寻找他。但遗憾的是，他已先行一步，到了国外，医疗部门也无从查验与他有性行为的人是否也被感染。

　　从艾滋病的发病情况看，城市患病机会多于农村。人们通常也认为艾滋病是都市病、时髦病，对老实、本分、社交不多的农村人不必担心。然而，一个特例出现了。1989年底，云南省卫生防疫部门在滇西边境部分农村地区进行了规模不大的艾滋病血清学监测，很快就确诊已有146人成为病毒感染者。这一地区临近世界最大的毒品产销地之一———金三角地区。这里的许多边民长期以来就沾染了吸毒的恶习。由于吸毒时共用不洁的注射器，导致病毒侵入和迅速传染。这是我国大陆首次在边远的农村地区和吸毒者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由于阿斯克墨西纳之死给中国带来了艾滋病的阴影，我国开始制定一系列措施，努力控制外来传染的可能。但国外艾滋病猖獗，日胜一日，来华外国人中的病毒感染者和发病者不断增多，增加了传入的机会。

　　1985年以来，一直不断有病毒感染者进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潜在危害。1989年12月，河南、广西有报告说，在外国61名来华进修人员中，竟然有13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在对外交流过程中，也有中国人在国外感染艾滋病病毒，使艾滋病更容易传入国内。现已发现有两名归国人员携带病毒。

　　正当艾滋病在我国星星点点出现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已形成艾滋病高危人群。如近几年国内日益增加的性病患者，云南省出现的相当数量的吸毒者，与外国人草率地发生性关系的人和多性伴侣者都成为最容易受到艾滋病侵害的人。

　　1990年10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防疫司又一次向国内外发布中国艾滋病疫情，据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到1990年9月底，我国共对约30万名重点人群进行了艾滋病的血清学监测，共发现446例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其中有5例确诊为艾滋病病例。446例中有68例为境外人员，其余378例为居住在大陆的公民，其中云南占368例。这446人遍布中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 由此可见，不仅是“狼来了”，而且来势凶猛、咄咄逼人。

　　死亡人数大幅增加

　　与突袭中国的SARS不一样，艾滋病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对社会的侵袭是一个缓慢浸透的过程。对待SARS带来的突如其来的死亡，社会的反应同样是激烈的。政府只要不是采取无视事实存在的驼鸟政策而是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应对措施，战胜SARS就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任务，付出的代价无论有多大，毕竟是短期的。而“不声不响”蚕食这个社会肌体的艾滋病却像是一锅温水，当社会这只“青蛙”在这种非致命的温度里发现它的致命之处时，往往为时已晚。它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决不是一时的，就像我国当初面对初现端倪的人口问题一样，如果不能及时拿出有效的对策，“艾滋病问题”就有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去艰难解决。

　　有必要让我们回头去看一下两年前的一份资料——— 2001年，《健康博览》月刊这样描述了我国当时的艾滋病总体情况：“估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累计已达50万，新感染者大都集中在静脉吸毒者中……大量的流动人口以及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得从事性行业的人数不断增加。行为调查显示，每10个从事性交易的女性中有5个以上的人从来没有使用过避孕套保护她们自己避免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病毒；在一些地区，这一数字高达90%。国内专家认为，我国艾滋病流行现在已进入快速增长期。”

　　中国内地每年艾滋病死亡人数正大幅度增加，已成传染病死亡“第一凶手”。

　　全国艾滋病专报系统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至2010年全国艾滋病患者因各种原因死亡的病例总数分别为1809例、5544例、9748例、12287例和18987例。其中，当年死亡病例分别为1723例、5445例、8603例、11253例和13981例。2010年死亡病例数是2006年的10倍多。

　　国家卫生部2011年的疫情报告显示：当年全国报告艾滋病发病15982例，死亡7743例，在法定报告传染病中名列第一，从2008年开始，艾滋病死亡病例已连续3年居于传染病死亡榜首。艾滋病病例报告数一直以平均每年30%至40%的速度快速增长。

　　防艾专家、中国CD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教授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以前积累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陆续进入发病期；相当一部分感染者因担心招致社会歧视，一直不敢检测而处于隐蔽状态。由于病情发现过迟，确诊时已到晚期，患者已来不及进行抗病毒药物治疗。近年报告的艾滋病死亡病例中，高达80%的人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

　　他透露，一项对中国数万名艾滋病病人进行的为期5年临床研究发现，治疗过晚是患者最大的死亡风险因素。他强调，2002年实施免费抗病毒治疗前，中国内地艾滋病病人病死率为30/100人年至40/100人年，而目前总病死率已经降至18/100人年。其中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病人的病死率已降至5/100人年，为发展中国家病死率最低水平。据初步估算，全国因抗病毒治疗减少或延缓而死亡的艾滋病患者总计约3万多人。 吴教授表示，中国将在分析患者具体死因基础上，力推早发现、早治疗措施，展开更有针对性的防治工作，减少新发感染，进一步降低艾滋病病死率，以确保到2015年如期实现控制艾滋病疫情的千年发展目标。

　　实名检测与隐私保护

　　2013年，中国广西通过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将对艾滋病检测实行实名制，成为中国内地首个明文规定艾滋病检测实名制的省区。此举引发争议。有人担心，一旦推广实名制检测，将会使艾滋病高危人群担心隐私泄露而拒绝检测，从而降低艾滋病检测率。

　　广西是中国艾滋病流行的主要区域之一，按照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广西于201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艾滋病实名制检测———受检测者应当主动向检测机构提供本人真实信息，检测机构应当为受检测者保守信息秘密。早在这一条例草案征求意见时，就曾引起社会关注和热烈讨论。

　　长期关注艾滋病政策、法律制定的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罗树杰认为，实名制不仅能够实现对艾滋病患者的跟踪治疗，也对艾滋病的防控工作有利。

　　罗树杰表示：“艾滋病的防治很大一个难题就是检测完了就找不着了，没办法跟踪治疗或者防范、护理与监控，防范是很困难的。这个政策有利于知道这个病源在哪里，然后怎么监控，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行为不能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但是你跟你亲密接触的人，特别是性伴侣、家属都不知道你是一个携带者或者是一个病人，这是不公平的，保护自己的隐私，有可能威胁到他人的健康或者是生命安全。”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估计大约有78万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其中约有一半人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而如何最大程度地发现这些感染者就成为艾滋病防控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秘书处联络人孟林认为，目前社会歧视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生活、就业、家庭等面临新的冲击，实名制恰恰触动了这些人群最敏感的神经，就是对隐私暴露的担忧。如果立法方面没有解决歧视问题而强行推实名制，会导致更多的人不接受检测。

　　孟林说：“我觉得不去检测还是有隐忧的，主要是担心隐私暴露。现在看来，这个情况非常严重，比如暴露之后工作各方面都受到限制，所以很多人都不去检测，尤其是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比如国企高管、白领、公务员，他不接受，暴露之后工作发展什么的就没有了，所以我觉着实名制是没有意义的。”

　　而广西一名资深的艾滋病志愿者周易也不赞同实名制。在他看来，实名制对艾滋病携带者、患者的意义不大，他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

　　他说：“人可以选择检测，可以选择不检测，人可以选择治疗，也可以有权利选择不治疗。”

　　针对这些疑虑，吴尊友表示，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只有卫生工作人员掌握，任何人不能泄露感染者的身份，因此隐私暴露的担忧是不必要的。“有人认为初筛实名，还有人认为只要实名信息就会被泄露，这两种解读确实会使一些地区主动检测的人数可能会减少。如果了解了实名的含义后，有检测需要的人还是会来检测的。这种检测应该是像尿常规血常规的检测一样，如果过分强调艾滋病检测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样反而会让人们对这个特别敏感和关注，也更加容易引起歧视。”

　　事实上，艾滋病检测实名制目前在国际上也没有通行的做法。吴尊友介绍说，在1996年高效抗病毒药物问世之前，艾滋病检测强调自愿和匿名，但从那以后人们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但仍然争议不断。 新出台的《条例》还规定，同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将感染艾滋病的事实告知其配偶或性伴侣，如在一个月内不告知，疾控部门将有权代为告知。有人认为，这将导致艾滋病感染者隐私泄露，使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吴尊友对此表示，艾滋病感染者配偶不被感染的健康权和生命权更值得关注。

　　政府可更有作为

　　近些年，每年的艾滋病宣传日，都有国家领导人前往医疗机构去看望艾滋病患者，预防艾滋病宣传片也在各个媒体频繁播放。有评论称，此举是在向中国和世界发出信号：中国政府将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决心来遏制艾滋病。正如外国媒体敏感评论到的：“这是中国政府展现其重视艾滋病问题的一大步。”

　　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对待艾滋病的问题上开始频频发力。

　　2003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将防治艾滋病列入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向农民及城市低保户等低收入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医疗、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等五项承诺；政府增加了经费投入，卫生部在未来几年将每年投入2亿元，专项用于艾滋病防治；对艾滋病的高危人群采取干预活动，在部分地区开展推广使用安全套、针具市场营销和阻断母婴传播等方面的试点工作；在艾滋病重点地区建立127个综合示范区，全国初步形成了艾滋病检测系统等等。

　　从2004年起，随着国家针对艾滋病患者出台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政府对于艾滋病防治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之前，政府对于艾滋病的态度并未能够做到正视，先是在艾滋病发现之初将其看做“资本主义的病毒”，规定“严禁嫖娼吸毒”，后来又因为多地农村“血浆经济”的兴起，着手颁布《献血法》及血站、单采浆站的管理条例。但上述防治手法的局限在于，政府在看待艾滋病的时候，仅仅将其看做是一种医学上疾病，而不是把它看做是一种社会问题，从解决治理社会的基点出发改变政策。

　　当然，从数据上来看，2004年以后政府政策的转向，包括提供免费救治以及2006年《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实施，都让艾滋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同时也让病死率显著下降，让患者个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监测哨点扩大到1888个，免费自愿咨询检测点扩大到8562个，覆盖了疾控机构、综合医院、性病皮防机构、妇幼保健机构、计生机构等，形成一个完整的咨询检测体系。另据统计显示，我国累计治疗的病人已突破10万人。艾滋病病人的病死率也从2008年的16.1人/100人·年下降到2009年的13.5人/100人·年。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防治艾滋病的主角应当是政府。因为社会的主要资源和动员系统都在政府手里。以资金来说，虽然政府现在已经每年拿出2亿元，但用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曾毅教授的话说，这仍然只是“杯水车薪”，平均摊到每人头上，只有1角5分钱；而在泰国，这笔费用是平均每人12元。曾毅建议国家的投入至少应该达到每人2元钱，即每年有26亿元。

　　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政府还应该做的事，是加强国际合作。现在许多发达国家愿意向中国提供资金和援助，也有不少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在充当中介，而中国政府的介入，会使这件事做得更有效率、更具公平性。

　　同样的，对国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如NGO(非政府组织)，政府也应取更开放的态度，动员并集中起社会的政治家、企业家、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等各种力量来全力抗击艾滋病；并且，以一种更透明的方式来公布艾滋病的数据，体现出政府对人民、对自己的信心。

　　如果柬埔寨、泰国都能够做到有效地控制艾滋病，那么相信在我们的政府与社会各界万众一心通力合作下，艾滋病这个恶魔在中国定将会逐步被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