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5日正式提名前常务副防长、民主党人阿什顿·卡特为新一任国防部长。他拥有出色的教育背景、独特的专业技能和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丰富经验，在美国学界、政界、战略界乃至军工产业界都享有很高的威望。

　　“学而优则仕”的典范

　　阿什顿·卡特1954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天资聪颖，成绩出众，18岁就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了物理学与历史学的双学位，后获得著名的“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22岁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担任助教。回国后，他先后在洛克菲勒大学、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工作，1987年被美国“国际青年商会”评为“全美十大杰出青年”。34岁时，他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后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和《国际安全》杂志主编。1991年，他成为美国联邦科学委员会成员，1993年，他被克林顿政府任命为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防长，开始步入仕途。

　　出色的协调和预警能力

　　在担任助理防长期间，卡特的职责核心是“防止核扩散”，他抓住了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急于同美国发展关系的心理，协调美国国会、军方和国务院三方共同努力，成功地推动了三国的无核化进程，展示了出色的政策运筹能力，获得了美国各界高度评价。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民主党人卡特虽离开了国防部，重返哈佛任教，但“并未离开政坛”。作为学者的卡特以“推崇预警性防御”著称，深受美国两党青睐。1997年，他与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多伊奇共同主持了“灾难性恐怖主义问题研究小组”，认为“美国政府必须更加关注恐怖主义威胁”，后来9 11事件的发生“印证了他们预警性的判断”。

　　“低调的实权派”

　　卡特性格低调谦和，社交能力出众，人脉资源广泛。他文理兼修，不仅是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德雷珀实验室的高级顾问、美国物理协会成员，还是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以及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战略研究所、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多家机构的成员，这些身份让他灵活地游走于政、商、学各界，以“高级专家”或“特别顾问”的身份上传下达、左右逢源。他曾在2006-2008年担任国务卿的国际安全事务顾问，还是是国防科学委员会、国防政策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并加入了诸如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推动小组、国家科学院国际安全和军控科学委员会等一系列组织，曾担任参议院外委会政策顾问组组长，在国防、外交政策制定上拥有特殊的话语权。尽管他并非国会议员，却被公认在国会中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被美国军火商及其游说集团视为“能够左右美国国防政策走向的核心人物”，入选《新共和》杂志“全美最有权势人物”名单。2009年，他被奥巴马政府任命为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事务的副防长，2011年又被任命为常务副防长，被公认为“是奥巴马第二任期防长职务最合适的接班人”。2012年，哈格尔被任命为防长，卡特选择了“以退为进”，在第二年辞职、回校任教至今。

　　“亚太再平衡”的主要推手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卡特被公认为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政策的重要推手。在过去几年，他积极利用各个场合发声，从预防性防御角度出发，推销自己的“对冲”理念，强调中国崛起是美国面临的首要挑战。他鼓吹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是亚洲繁荣的基础，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带来了地区力量结构失衡，未来美国应当持续加大亚太军事存在，积极发展同亚太盟友的安全关系，对冲中国的影响力。他的这一逻辑既符合美国国防部的部门利益(树立了新的“假想敌”，在“后反恐时代”为维持庞大的国防开支找到了理由)，又和奥巴马“战略重心调整至亚太”的想法部分契合(奥巴马强调亚太对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性，认为亚太地区对全球政治经济走向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奥巴马第一任期亚太政策的走向。他的这一逻辑却有意无意地歪曲了奥巴马战略的本意，使军事、外交领域的“再平衡”远远走在了经济前面，给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而第二任期奥巴马选择哈格尔做防长，其中的一层考虑就是微调“亚太再平衡”的方式和步伐，兼顾全球其他热点地区的事务。的确，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叙利亚僵局难解、“伊斯兰国”威胁加剧、“埃博拉”病毒肆虐的新的全球安全环境下，若“刻舟求剑”，继续炒作中国威胁，不仅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的安全困境，也会失去更多的国际支持。新防长上任是美国调整安全政策的一次机遇，美国是否能够抓住这一机遇，盘活全局？亚洲地区能否拥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安全环境？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能否建立？我们拭目以待。(董春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