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你来看病啊？我认识一家医院比这里好，我带你去嘛……”多名医托在医院冒充老乡搭讪，准备诱骗患者至民营医院治疗，被民警当场抓获。据了解，自贵阳市严厉打击医托、医骗等违法行为以来，15家医院的公安系统组成了联动平台，通过对比分析医院监控中的嫌疑分子，能够在短时间确定对方医托的身份。(11月29日《贵州都市报》)

　　“医托”盛行，历史已经不短，早在1998年12月，卫生部、公安部就联合颁发了《关于清理整顿非法医疗机构、严厉打击医托违法行为活动的通知》。“医托”在组织上的表现形式，已经从过去的“电线杆医院”“厕所医院”升级到了“电视医院”“互联网医院”；“医托”在个体上的表现形式依旧，仍然游走于医院，以“套近乎、以身说法、移花接木”的老伎俩行骗。“医托”扰乱医疗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但打击了这么多年，为何“医托”就打击不尽、根治不了？

　　法治社会，打击“医托”当然得靠法律。对组织形式的“医托”，2014年6月的《广告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进行了针对性的完善。但对个体形式的“医托”，尽管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但依据现有法律精神，对雇用“医托”的医院，完全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对“医托”本人，则需要分情况对待，涉嫌“非法行医”自然就涉嫌犯罪，“人赃俱获”的“医托”，轻者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被处以罚款，进行拘留，重者触犯刑法构成诈骗罪，应被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法律不是万能的。个体“医托”由于流动性强，交易隐蔽性强，“人赃俱获”很难，故而往往只能“捉放曹”。就如贵阳一样，尽管15家医院组成了联动平台，但也只能起到分析鉴别嫌疑分子的作用，无法从根本上打击“医托”现象。因此，在法治路径内，打击“医托”，我们还只能依靠“患者、医院报警，公安破案，卫生、工商、司法合力”的联动，形成威慑、压缩生存空间，尽量减少“医托”现象的发生。对患者来说，关键显然在“医”，而不在“托”，如果不能釜底抽薪解决“医”的问题，就自然还会有“愿者上钩”。

　　解决“医”的问题，在社会的角度，依然是两个“老大难”。其一，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医疗市场供求失衡，监管不到位，“百姓迷信大医院”的问题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就不能根治，“医托”就依然有空间。其二，“医托”最“青睐”的对象，主要是一些疑难杂症以及慢性病的外地患者，所以他们往往只拉门诊不拉急诊，只拉内科不拉外科，只看中医不看西医。这就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医疗信息的透明度问题，如果所有医疗信息都有官方渠道广泛透明，“世外高人”的骗子身份也就自然揭穿；二是如果疑难杂症以及慢性病都纳入了医疗保障，也就不存在“贪便宜”的土壤了。

　　解决“医”的问题，在正规医院的角度，也是两个“老大难”的问题。其一，“看病贵”，大医院有自己的“档次与价格”，同样的病，价格往往比基层医院、小医疗机构贵，这是不争的事实，小医院30元看个感冒，大医院可能就要500元，如果患者觉得到正规医院看病也不贵，还会“图便宜”吗？不正规的医疗机构无暴利可图，还会去雇“医托”吗？其二，“服务差”，“医托”实质上是骗子，但表面上却充当了“导医”的角色，如果大医院都将“导医”摆在了自己的门口，如果和卫生行政部门合作，不仅有自己的“导医”，还有独立的“导医”，并且所有的“导医”都能够像“医托”那样热情、那样“换位思考”、那样指导就医，“医托”还会有人信吗？

　　解决“医托”问题，固然需要严厉的打击，但却不是打击就能根治的，因为在本质上，它依然是一个“医”的问题，只有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才能根治。“老大难”的问题，往往只要“老大”出手就不难。在打击“医托”问题上，真正的“老大”，显然不应该是公安，而应该是医疗管理体制，应该是正规医院本身。可见，仅仅是依靠15家医院联动平台的“监控”，仅仅是依靠民警的“当场抓获”，依然只是“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