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的贵阳 战时的避难所

【专题】八年抗战民族记忆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抗战★时局

　　避难求存

　　上世纪30年代末，伴随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等东部城市被日军攻占。处于大后方的西南地区，彼时成为饱受战争折磨的民众躲避难之所。

　　抗战期间，来自全国各地(多为江苏、安徽、浙江等长江下游省份)的百姓，沿长江一路南下进入长江上游地区的贵州等地，贵阳成了他们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这些逃难来的外地民众有一个特别的称谓：下江人，意为沿着长江中下游入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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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爆发前的贵阳，人口只有几万。抗战爆发后，大量逃难的“下江人”涌入大后方的贵阳，让贵阳人口猛增至近30万人。民众教育馆前的夜市、大十字附近的阿麻相馆……这些新鲜的行当，成为外地人到贵阳以后融合进本地发展的缩影。

　　七十多年过去，那段艰难岁月，仍在当时那代人以及他们后人的口中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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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日寇大举进犯

　　民众辗转西南

　　今年90岁的高言中，是原贵州省煤炭厅高级工程师，本居住在上海。1937年，日军攻陷上海后，父亲带着他们一家逃难来到贵阳。

　　高言中说，日军占领上海后，因为父亲会讲日语、英语，日军便派汉奸天天去家中威逼利诱，要父亲为他们工作。后来，父亲托人找关系，带着年幼的他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又转往越南，走水路到广西，半个月后才从广西与贵州交接处，坐了两天的车进入贵阳。

　　高言中回忆，当时的贵阳汽车站位于如今大西门八中的位置，周边到处都是修补轮胎的破烂铺面及一些小客栈。来往的人群中，河南话、湖南话、上海话、江苏话混杂在一起。进入城中，仅有的几条路全用黄泥巴铺成，坐车只有黄包车。

　　贵州省政府参事室退休干部、89岁的陈树清说，对高言中一家这样的外来人，当时贵阳人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下江人，意思是沿长江从各地逃难到贵阳来的外地人。当时在大南门外有一座连接贵阳和龙里的三四米宽的南明桥。这座桥，便是许多外地人进入贵阳的通道。

　　1940年，贵州政府仿效西湖岳王庙前塑立的卖国贼秦桧夫妇跪像，在大南门城门外一个小屋里，建起两个跪着的泥塑，一个是卖国贼汪精卫，一个是汪的老婆陈璧君。陈树清说，许多从南明桥进城的外地人路过这里都要专门进屋，对着泥像吐几口口水方才解恨。

　　B点煤油灯摆摊贵阳出现夜市

　　记者在贵州省社科院研究所查询资料发现，抗战前贵阳城的人口总数不过几万人。然而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让贵阳城的人口总数猛增至30万人左右。

　　今年80岁的李祥泰，是贵阳永丰工贸公司退休职工。李祥泰回忆，1939年，他的父母在铜像台(今喷水池)，利用自家的四合院开了一家“国利商行”的客栈，全国逃难而来的“下江人”很多都是一家五六口，挤在一间间不到4平方米的客房里。

　　每天，李祥泰都能听见柜台前的外地人说着自己的方言，围着父亲说个不停，可彼此又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父亲只能拿起算盘、备好纸笔，连比带划地沟通，才勉强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李祥泰说，外地人经常去南明河里摸鱼、钓虾来吃。有的外地人进贵阳后，开始了解本地的习俗，弄清楚贵阳赶场是以十二生肖作顺序后，他们白天就挑着装满针线、手帕的箩筐前往周边农村赶场；晚上则点着煤油灯，在民众教育馆(现中华路人民剧场)一带摆地摊做生意，这也成为贵阳最早的夜市。

　　让李祥泰印象最深的，是客栈里一个浙江人带来老家的一种凉性蜜饯卖。这个浙江人都会带着口音，用刚学来的贵阳话大声叫卖“梨膏糖、凉松糕”，那绵长的音律让李祥泰至今难忘，不少娃娃听到都会吵着要父母买来吃。

　　李祥泰说，抗战胜利后，贵阳一些拍卖行的老板看见不少外地人要回故乡，就从江苏、浙江等地方找来工人，按照长江中下游地区那边流行的款式，为急于回家的他们定制衣服、皮鞋。贵阳一些有钱人看见那些定制的衣物款式洋气，也纷纷要求给自己也定制一套。

　　系列报道之六·战时后方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C国内知名学府

　　迁到贵州办学

　　抗战期间进入贵州避难的除了普通百姓，一些国内的知名高等学府和科学家，也来到贵州谋求新的发展。

　　从今天的青岩古镇南门进入，行走不到500米便抵达迎祥寺。从寺庙内部上到二楼平台，一处布满青苔的洞穴出现在眼前。1939年，正是在这个山洞里，躲避战乱的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创立了两个惊人的研究理论，奠定了他在全球数学界的地位。

　　浙大贵州校友会副会长薛正华说，抗战期间浙大西迁，将大学预科班设在青岩，大部队迁往湄潭。苏步青也跟新生留在青岩，住在迎祥寺内。

　　在薛正华的描述中，苏步青与学子们每天一起步行上课。放学后，苏步青回到庙中，与家人吃过晚饭，便带着学生前往寺庙后面的山洞里，挑着油灯进行大量繁复的演算。昏暗的光线下，一张张写满数字的白纸和一个个低头演算的人影被倒影在石壁上。在山洞里，苏步青创立了微分几何与射影曲线概论，取得世界同行公认的成就。在如今的核物理、建筑学中，这两个理论仍被广泛运用。

　　值得一提的是，与浙大一同来到贵州的还有两件宝物，一件是当时国民政府耗费巨资买下的现代物理实验设备，这套仪器被带往湄潭。另一件是《四库全书》，被保卫人员隐藏在贵阳的地母洞内，如今这套古籍被收藏在台湾故宫。

　　贵州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安尊华说，那时与苏步青一同在贵州的，还有竺可桢、茅以升、李四光、茅盾、巴金等科学界、文学界的名人。一时间，贵州成为了国内的文化中心，开启了继清末教育改革后的又一个办学高潮。

　　D外来民众涌入

　　促进战时发展

　　坐落在如今大十字广场位置的阿麻相馆，是贵阳当时知名的相馆。76岁的原贵州画报社高级记者彭匡说，他的父亲彭晓波便是阿麻相馆的主人，拍照技术是从外国人手上学来。本来相馆是开在广州，后来因战乱父亲逃难至贵阳，在这又重新建起了相馆。

　　阿麻相馆在广州就已是一流相馆，进入贵阳后，许多人都听闻名声前来拍照。彭匡说，不少贵阳年轻人找到他的父亲来相馆当学徒。

　　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省黔学研究院研究员韩义义认为，抗战期间，外地的民众大量进入贵阳后，贵阳人口从原来的几万人猛增到近三十万人，随之而来的是物资供应困难、住房紧张等问题。但同胞们从当时中国的发达地区来到贵阳，也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发展。

　　当时，沿海许多高等院校迁入贵州，促进了贵州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沿海工厂迁到贵州，则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部分设备，促进贵州的工业发展。贵州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后，引进美国烟叶和许多蔬菜品种，为其后的贵州烟草经济支柱奠定了基础。

　　同时，很多外地人进入贵阳并安家下来，成了新贵阳人的一份子。他们有的进入位于马王庙的汽车修理厂做工，为抗战期间的来往汽车进行修理；有的成为教师，教会学生更多反日抗战的理念和必胜的信心……和亿万同胞一样，他们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抗战的胜利献上了一份力量。

　　抗战★寻迹

　　贵州深山中造出航空发动机

　　距离贵阳市一百多公里的毕节市大方县羊场坝，有一个隐藏在深山中的天然石洞：乌鸦洞。顺着洞前的林间小道行走，两旁古树参天，让人感觉到一种神秘的氛围。

　　1940年，国民政府决定兴办航空工业，筹建国内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在经过多个位置的对比后，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厂址选定在大方县羊场坝的乌鸦洞内。乌鸦洞洞长约900米，高约30米，洞内是一个长达50米、宽80米的空旷场地，可作为主要车间场所。

　　航空发动机厂的附属设施：火电站、铸造厂、螺旋桨厂等，则拟建在离乌鸦洞2公里的清虚洞内。该洞高约60米，洞顶有天窗，洞内有小河，是附属设施的理想场地。

　　在如今的乌鸦洞中，依然留存这个共分三层、总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四面墙上，到处是用红色油漆写下的例如“中国人民有志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等语录。洞口处留有石砌的护墙，上面还有成排的机枪射口。

　　关于制造厂的历史，羊场坝的老老少少都能说上一二。1940年，因为缺乏建厂资金，国民政府用筹来的344万美元修建制造厂。清华留美高材生李柏龄、清华大学教授王士倬都曾先后出任过该厂的厂长。

　　86岁的当地人杨成好告诉记者，自己的阿姨曾是制造厂内的保洁女工，阿姨曾给母亲说过，当时厂里有1000多个员工，经常一起在厂里的大草坪上吃饭。根据史料记载，制造厂在1944年完成了国内第一批航空发动机的生产，共有3台。

　　后来，该厂先后装配制造了32台发动机，其中2台装在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的飞机上，其余30台运往了台湾。

　　抗战★记忆

　　音乐家贺绿汀

　　曾在贵阳避难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1938年，知名音乐家贺绿汀在山西写下的《游击队歌》传遍大江南北。

　　今年70多岁的贺士恒，是贺绿汀的侄子。贺士恒说，他的父亲贺培真与叔叔贺绿汀感情极深。1940年，抗日战事日益吃紧，国民党也在加剧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迫害。共产党将不少进步人士转移到延安，贺绿汀妻子带着两个女儿随车撤离，贺绿汀则在组织安排下绕道贵阳，辗转前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那时，贺培真一家住在贵阳市三民东路。1941年3月，贺绿汀来贵阳与哥哥相聚。为避免特务发现，多数时间兄弟俩都在家讨论时事。后来，他们前往阿麻相馆拍照留念。“这张老照片，是当年父亲和叔叔难得的快乐见证。”贺士恒说。

　　抗战★老兵

　　老兵施仲珍：

　　夫妻征战缅甸

　　历经磨难回国

　　在中国抗战战场上，中国女性也为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今年94岁的施仲珍，就是远征军女战士之一。

　　施仲珍回忆，1939年，她在国立贵阳宏雅小学任教师；1941年，她加入中国远征军第5军200师文艺宣传队任师政治部宣传队少尉宣传员，与丈夫同在一个部队。

　　1942年3月，缅甸同古大战打响，200师伤亡巨大，施仲珍夫妇及部分战友奉命撤回国内。由于火车被缅奸破坏滚落坡底，浑身是血的施仲珍爬出车厢，与丈夫换上死难同胞的衣服，同战友走到伊洛瓦底江边，踏上艰辛的回国路。渡过伊洛瓦底江几天后，日军发现他们并将同行的十几名中国伤员杀害，施仲珍夫妇未穿军装幸免于难。

　　日军看押的半个多月中，施仲珍夫妇被迫为日军做饭。一次偶然机会，他们从一条岩缝中逃脱，进入原始森林。期间，他们迷失方向，顺着溪流走了9天9夜，才从森林里走出来。回国后，施仲珍在昆明任教员。解放后，她回到贵州，分别在关岭、兴义、普安从事教育工作，并在普安定居。“战争很可怕也很可恨，我这条命就是捡得的。”这是施仲珍常对子女说的话。

　　抗战★寻迹

　　贵阳法院街

　　曾审刺汪案

　　如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在的街道被称为法院街。上世纪40年代，法院街是当时贵州高等法院的所在地，在此审理了一桩大案。

　　“九一八”事变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推行降日卖国政策，爱国人士对其恨之入骨。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进入会场的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冲出向汪精卫连开三枪，其中一发子弹打中汪的胸部。此后，汪的警卫开枪还击。孙凤鸣中枪后在医院死亡，汪精卫经抢救脱险。

　　案发不久，预谋“刺汪”的同案犯余立奎、贺坡光被捕。1937年，南京法院判处两人死刑，但被告不服。上诉途中，抗战爆发，江苏省高等法院将此案转入贵州高等法院审判，嫌疑人被关在贵阳的监狱待审。余立奎回忆录记载，1939年贵阳遭日军轰炸时，狱长打开后门让犯人逃跑求生。而他和贺坡光坚信“刺汪”罪不当诛，不仅没跑还帮狱吏维持秩序。

　　1946年3月，此案在贵州高等法院公审。法庭上，辩护律师痛斥汪精卫是民族败类，余立奎等人是为民除害，应无罪释放。两天后，贵州高等法院撤销对二人判处死刑的判决，分别判处余立奎、贺坡光有期徒刑11年、8年。对此，两人继续上诉。

　　1947年12月，最高法院审理认为，“刺汪案”日期在1935年12月31日前，依照《罪犯赦免减刑令》款项，余立奎、贺坡光在减刑之列，对二人判处有期徒刑10年。由于二人已坐了12年牢，1948年1月24日，余立奎、贺坡光在贵阳监狱被释放，法院街也因此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