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格格，贵州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记者。

　　有次接到采访任务，主题是采访当年支援贵州的三线老工人。我选定的目标单位是安顺虹山轴承厂，采访的对象都是第一批来到贵州支援的工人，年龄在70到80岁之间。

　　第一位老人叫宁世平，当年来的时候组织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只提了一个：请求组织借给她一部卡车，将她父亲的尸体运走——因为临行前她父亲刚刚过世。母亲执意不让她来，结果她只能将户口本偷出来，背着母亲从北京把户口迁到贵州。

　　第二位老人叫铁叔，来贵州的时候妻子马上就要生产，而亲戚朋友全不在北京，他没多考虑打起背包就出发。他告诉我，直到现在他也不敢想象妻子当年是怎么样独自一人在产房里把孩子生下来的，他觉得他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就是自己的妻子。

　　第三个老人的故事是一位叫刘钢的三线后代告诉我的，为了记录三线人的生活，他准备自己筹拍一部三线口述历史纪录片。他采访那位老人时，问老人：“来安顺50年了，您就从来没想过回去吗？”老人说：“我做梦都想回去，可是我回不去了。”刘钢不解，老人说：“北京的街道我已经不认识了，北京的亲人我已经没有了，北京的家也不知道在哪了。那样的生活我们已经融不进去了。不过，我现在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安顺人了，我的家就在这里。”

　　哪里需要哪里去，却把他乡作故乡。我不曾经历过他们的故事，却体会着他们的感动和落寞，并把这份情感传递给更多人。这就是当记者的魅力和行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