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恢复高考后首届高考考生 周宝英：理想与奋斗，我的1977

(周宝英向记者讲述着40年来贵州高考的变化。)

　　无可避免，每年高考季来临，总能让周宝英想起，1977年她的高考。

　　1977年，作为高考恢复后的首届高考考生，周宝英考入贵阳师范学院；1982年，大学毕业的她，被分配到贵州省教育厅工作，先后担任贵州省招生办副主任、主任，贵州省招生考试中心主任，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院长，从事考试招生工作长达36年。

　　她的个人命运，在1977年的冬天，开启了新篇章。

　　而对于贵州乃至整个国家的青年学子来说，那都是一个跨入理想与未来，充满无限生机的冬天。

　　理想燃烧的岁月

(周宝英参与编著的《贵州教育考试史》。)

　　周宝英说，上大学几乎是每个年轻人最大的梦想。她想过，迟早有一天会参加高考；只是没想到，机会的来临，如此突然。

　　毕竟，1977年的那个冬天之前，“大学”于大多数中国年轻人而言，还是写在书本上的一个梦。

　　1974年从高中毕业后，18岁不到的周宝英就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到黔南州龙里县插队体验生活；直到1976年底，才从“乡下”回到“城里”，在贵阳市人民银行南明区支行上班，每月领着二十多块钱的工资。

　　在1976年的贵州，有份稳定的工作，工资也不算低，这样的人生开场，也算得上是圆满。但在内心深处，周宝英隐隐有些“不安分”。

　　虽然工作了，但周宝英还是跟在高中一样，特别爱学习。就连那会儿在龙里县插队时，她也要带上高中课本，和同样爱学习的知识青年组成学习小组，一块儿“进步”。

　　龙里县离贵阳近50公里，到了县城，还得走上两个小时的山路，才到达插队点。远离城市的乡村生活里，书本成为“下乡青年”心中最大的慰藉；哪怕是张旧报纸，只要上面有字，就巴不得仔仔细细看个遍。

　　她说：“那个年代，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望，非常强烈，这是时代背景造就的。”

　　是时代的造就，也跟周家的家学渊源密不可分。

　　周宝英的叔伯，都是大学生。父亲也是老中专生毕业。母亲虽只有初中文凭，但也极爱读书。在周宝英的记忆里，母亲就是个爱读小说的人。“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姐弟一定要学习、读书，争取上大学。”周宝英说：“我父亲认为，要多读书、有知识，才能有更好的工作平台，更强的工作能力。”

　　但因为时代的局限，这条“大学路”却被阻拦了。直到1977年。

　　1977年下半年，各种“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到处传播，但一直没有“准信”；直到高考两个月前，才得到确切消息说，高考确实要恢复，要参加高考的学生，可以到贵阳市南明区教育局报名。1977年11月6日，《贵州日报》正式刊登了贵州高等学校招生简章。

　　当时，周家除了周宝英，还有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的妹妹，两姐妹一块儿报了名；通过“预考”，共同挤进了65111人的“高考大军”中。

　　数据记载，1977年，贵州考生数65111人。文科考生中，工人共计3937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计3643人，回乡知识青年共计6916人；理科考生中，工人共计8928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计9095人，回乡知识青年共计7861人。

　　这一年的考生人数，是建国至恢复高考以来最多的一年。而最终的录取人数只有6898人，录取率10.59%。

　　周宝英说，这才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1977年之冬

(前段时间高考，周老师即兴创作的一首致高考40年的诗。)

　　1977年12月15日，周四，穿着冬衣的周宝英和妹妹走进了位于贵州省实验中学的高考考点。

　　周宝英在她的回忆文章《与高考同行40周年》里写到，那天，初冬的贵阳天空云雾蒙蒙，算不上“好天气”，但周宝英的心里，“却是热腾腾的”。

　　1977年10月5日，中央才宣布立即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2个月后，时隔12年的高考选拨，立即重新开启。当时教育部规定，12月10日至20日，全国高考都要结束，贵州统考时间被安排在12月15日至17日。

　　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编撰的《贵州教育考试史》，记录了彼年彼月的高考盛况：有些地方的公交运输部门为参加考试的考生安排了专车接送或在考场设立了临时停车站；有些饭店凭准考证可以安排参加考试的考生优先就餐；还有些商店，给参加考试的考生们送来了文具和水果。

　　当时，全国各省市都没有组织高考的经验；首届考试，也远没有当今高考如此多的科学手段。周宝英至今还记得，那天的考场里大概有50个考生，两人一桌，不像现在有所间隔；虽然挨得近，但监考老师也不担心谁抄袭谁。

　　有什么可抄的？仅有的复习资料就是高中课本，和那些不知道源头从哪里传来的手抄资料；对大多数考生来说，上一次拿起笔做试卷的时间，或许已是三五年之前。

　　根本没有人想到作弊。

　　周宝英的高考考的科目有语文、数学、史地、政治。

　　到现在，周宝英还记得当时的语文作文题目，叫“大治之年气象新”，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周宝英本来语文成绩就不错，写得也比较顺利。拿到史地试卷，她更是放心了不少，不少考题都是她背过的。

　　周宝英说，考试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她依然沉浸在高考的激动中。高考填志愿，第一志愿，她填了北京大学，读书人的梦想殿堂之一。“当时心气还是比较高的。”周宝英说，“我坚信，我一定上得了大学。”

　　这之后，便是不平静的等待。当时电话还未普及，更没有手机、电脑。有哪些学校招生的信息，全都刊登在了《贵州日报》上；而高考考生的命运走向，则维系在那一张张邮寄而来的“录取通知书”上。

　　1978年1月底到2月初，各大高校开始发放录取通知书；每有信件寄到单位，周宝英总会格外留意。忘了具体是哪一天，总之，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那天到单位，一个同事告诉周宝英，她的通知书寄到了；通知书被同事们拿来争相阅览，然后保管在某个同事那儿。

　　周宝英听了，兴奋极了，立马跑到那位同事那儿索要。同事见她一脸焦急，玩心顿起，就是不给她。她急了，连声“央求”：“你赶快给我吧！”

　　看她实在着急，那位同事终于止住“玩心”，把那封梦寐以求的信件拿出来了。细长的信封，封面上印有“贵阳师范学院”几个字。信封包裹着里面的纸张，白纸黑字写着“入学通知书”。

　　周宝英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1978年2月，周宝英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当年，贵阳市人民银行南明区支行有一批年轻人去考。最后有两个上了本科，一个上了专科，还有一个则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

　　致青春

(1977年11月6日，贵州日报第四版正式刊登贵州高等学校招生简章。)

　　当年的贵阳师范学院，就是现如今的“贵州师范大学”，校址便在如今的贵阳市云岩区宝山北路。

　　1978年3月初的一天，21岁的周宝英拎着一个上山下乡时带的大木箱子，装上些生活用品，就到贵阳师范学院报到了。

　　大学生活单纯而美好。上课之余，周宝英也是学校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办黑板报、演话剧、跳《青春圆舞曲》，一切体验对周宝英都是全新的、愉悦的。以至于毕业36年后，再次回望当年的大学生活，周宝英仍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青春无悔。

　　“上大学给了我再一次学习的机会。”周宝英说，如果继续在银行工作，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未来的发展与生活，也当是不错的，“但我就是想上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在谈到高考恢复40周年时曾说，“77级那一代人，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是紧紧绑在一起的，都有一种今天已经稀缺的家国天下的情怀。”

　　在周宝英看来，77级考生确实如此。在此之前，长期的“左”的教育路线和极“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影响着国家运转的正常秩序，也让广大的贵州知识青年报国无门。

　　而高考，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向国家做更大贡献的大门，“每个人都怀抱着报效国家的赤子之心。”周宝英说。

　　1977年，随着高考的恢复，贵州省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工作也全面展开。

　　1982年，从贵阳师范学院毕业后，周宝英被分配到贵州省教育厅，从事考试招生工作。

　　她与高考的缘分，也从这里开始延续。

　　缘分开启

　　一开始被分配到省教育厅工作，但周宝英最大的梦想，其实是当一名人民教师。

　　在贵阳师范学校就读期间，她就到贵阳十中当过实习老师，甚至跑到省委讲师团试讲，晚上还到职业学校去上过课。对她来说，五尺讲台，教案成山，桃李天下，远比在一间办公室里处理文书，要有趣得多。“上大学时就觉得，我毕业后一定要去当老师。”周宝英说。

　　但她到底没“逃过”时代的安排；那也确实是没有太多选择的年代。去哪里工作，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最终，周宝英还是在省教育厅留下来了。

　　这一留，就是36年。

　　1987年2月18日，贵州省成立了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由招生委员会具体负责全省的高考组织与管理工作；2005年，省招生办又改为贵州省招生考试中心；2011年12月13日，又改为贵州省招生考试院。

　　周宝英也一路从科员，成长为省招生考试院院长。

　　周宝英说，省招生考试院前后经历过三次改名及机构重建、调整。三次嬗变，映照的几乎就是高考恢复40年的历史。

　　第一阶段是1977年至1981年，主要是教育考试部门的拨乱反正，恢复和健全各项招生制度；第二阶段是从1982年至1989年，主要是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和探索，是把高考制度与市场需要接轨，把单一的计划体制改为计划招生为主，调节性计划为辅；第三个阶段是从1989年至1993年，主要是注重招生工作科学化问题，在考试理论及实践方面进行突破，也对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形式进行了改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兴起，教育考试全然焕发了新的活力与生机。迈向21世纪，“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为教育考试，再次注入了活力。

　　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招生部门主要依照国家制定的计划，完成招生任务。只要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工作有了着落。但1997年，贵州全部实行“并轨制”改革，彻底改变了过去上大学由国家“包办”，毕业由国家安排职业的做法。

　　从“包分配”到“不包”，周宝英说，当时改革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大家都担心，当年报考人数会降低不少。

　　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数据显示，1997年的报考人数是63714人，比上年还增加了2000人左右。“这说明，上大学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是难事。”当时，贵州高校一年的学费，不超过两千元，全国最低。周宝英说：“人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不再是单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教育本身。”

　　高考的核心：奋斗

　　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6年4月，贵州省出台了《贵州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开启了新一轮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40年来，高考制度始终不断发展，改革创新始终是高考不变的主题。高考从报名、考试、评卷到录取全过程，实现了科学化、制度化、信息化、规范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

　　网上报名、标准化考点建设、网上评卷、网上填报志愿、网上录取，不仅提升了管理水平，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还促进了考试公平，为考生带来了便利。新世纪以来我省考试招生工作实现了跨跃发展，并在全国处于改革领先地位。

　　一切在变，却似乎，也未变。

　　高考恢复40年，“我们的目标始终只有一个，就是全心全力做好考试招生工作。”周宝英把它简单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走出去，请进来”。贵州省教育厅到全国各大高校、教育部宣传游说，为贵州考生争取更多的计划名额。

　　为了给考生投递档案，在办公室等投递结果，一等就是一晚上，这是每个招生工作人员都曾经历过的日常。“不能放弃每一次机会，多送出去一个，是一个。”周宝英说，招与不招，招中与未中，看起来只是数字上的一个变化。但数字背后影响的，却可能是考生的一生。

　　干了36年招生考试工作，周宝英看每一个贵州学子，都亲切如自己的孩子。只要碰到贵州高考出来的学子，周宝英第一句话便问：“哪一届的？”

　　2012年高考前夕，在周宝英的主导下，省招生考试院为贵州考生写了一封公开信。

　　公开信是这样说的：人的一生将会面临无数次挑战与考验，高考只是其中的一次。面对高考，须有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一个人的成功之路有很多条，唯有付出艰辛和努力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所谓“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鼓舞人心的语言，温暖、激励，同时也警醒着2012年的高考考生。从此之后，每年都有一封公开信，“寄”给当年的贵州高考考生。

　　2017年高考期间，周宝英其实已经从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院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在组织的安排下，周宝英放心不下，又还有“感情与牵挂”在里头，她继续坚守岗位，与同事并肩作战，参与了今年的高考工作。

　　今年，公开信的主题，就是周宝英和同事商量定下的，叫“未来就在脚下”。

　　“高考成功，值得欣喜；失败了，还有其他的路径。这不是唯一一次机会。”周宝英说，“高考传递的核心精神，其实是奋斗。”

　　正如1977年的那个冬天。

　　来自田间地头，抑或工厂学校的570万人，再次走进了那个庄严的考场。

　　那个21岁的姑娘，决定放弃稳定的银行工作，坐在贵州省实验中学的教室里，为自己的人生交上了一份重要的答卷。(文/记者刘姝 实习生赵玉芹 图/记者杨兴波 来源：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