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称安倍改变军售实质妄图建政治军事大国-安倍-多彩贵州网新闻频道

　　文章指出，2014年7月，安倍访澳时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出口“苍龙”级潜艇技术的协议。同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批准向美国企业出口导弹零部件、与英国共同研究战机导弹技术。

　　日本还成立了专门协商小组，推进向印度出口US-2水陆两栖飞机，以便在9月印度总理莫迪访日时达成实质成果。日本政府还打算9月底在东京与东盟举行研讨会，讨论日本向东盟成员国出口防卫装备。

　　文章分析，“历史是最富有哲理的教科书。”战后，日本军工产业遭到沉重打击，遑论武器出口。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应美国要求生产了400万发炮弹，此是首次破例。1951年9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后，日本以和平国家为标榜，以经济发展为重点，武器生产和出口均受到严格限制。

　　1967年，因东京大学开发的火箭向印度尼西亚和南斯拉夫，在野党议员在国会向首相佐藤荣作提出质询，佐藤荣作提出了政府不向三类国家出口武器的基本方针：一、共产主义国家；二、联合国禁止出口武器的国家；三、发生纷争或有可能发生纷争的国家。这就是“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由来，是根据《外汇和外贸管理法》制定的政府方针。

　　1975年，日本航空宇宙工业会建议出口日本国产运输机。由于运输机即可军用，也可民用，在野党再次提出质疑。

　　三木武夫内阁就此提出了政府统一见解：基于日本和平国家立场，为了避免助长国际纠纷，政府一直对武器出口持慎重立场，今后仍将按照下列方针进行处理：第一，不向属于“三原则”范畴的国家出口武器；第二，非“三原则”范畴的国家，根据宪法及根据《外汇和外贸管理法》精神，在武器出口方面采取慎重态度；第三，对武器制造相关设，参照武器出口标准。之后，与军事相关的海外投资和工程建设，也遵循“三原则”。

　　1981年1月铃木善幸内阁时期，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武器出口问题的决议》，对外军售全面停止。

　　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对外军售即开始恢复。1983年，为了进行武器共同开发，美国被视为“例外”国家。之后，为应对朝鲜“弹道导弹”威胁，日本与美国进行了导弹防卫系统的共同研发，使“例外”得以适用。

　　2011年12月，民主党野田政权制定了《关于向海外提供防卫装备等的标准》，适用于下列情况：第一，承诺未经日本政府事先同意，不用于其他目的和向第三国转移，并且“为了和平及国际协作”；第二，对与日本存在安保协作关系、共同研发生产防卫装备有助于日本安全保障、经日本政府事先同意和严格管理。

　　文章还指出，纵观战后日本武器出口方针的演变，不难发现两大特点，第一，日本对外军售方针的演变，与美国的战略需求密切相关。在美国“稳定东海，干预南海”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向东盟出口武器，同样具有强化日美同盟的考量。第二，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是民主党相关方针的延续而非逆转，但具有质的变化。

　　文章认为，安倍改变军售实质的最根本原因是“复兴强大日本”需要复兴军工产业。

　　目前，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军工产品占80%～90%相比，日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等军工产品占比均不到10%。另一方面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机F-15却需要进口。

　　文章总结，向东盟国家出售武器，可实现多重目的：改变产业结构；复兴军工产业；提升日本军力；分割国际武器市场，“使日本成为世界军火市场的新玩家”；贯彻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修改和平宪法，成为政治军事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