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的职工救亡运动
1939年,随着贵阳工运力量的增强,贵阳地区党组织加强了对职工救亡运动的领导。贵阳县委设立了职工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工厂中和党组织。地下党组织还派出陶信镛、高大瑶进入中央修械厂当工人,与工人广泛接触,在工人中举办文化补习班,传播革命思想,先后发展了张贵良、赵福苍(赵洁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小组。
1939年2月,共产党员杜守敦由湖南来到贵阳,省工委指派他领导工运工作,当时贵阳公路系统中的进步力量雄厚,有不少的工运骨干,而且都富于地下斗争经验。这批人中有部分是原京沪铁路车务训练班的学员和战时交通员工训练所的成员,他们和整个西南运输系统中的很多人都有联系,接触面广,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地下党组织便针对运输系统的特点,成立了公路运输支部,在运输系统中开展党工作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且利用职业优势,为《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运送《新华日报》,促进了贵阳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
为了在工人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陶涵春还建议使用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个阵地办补习班。陶涵春组织了汽车修理厂、公路运输局以及电报局的部分工人参加补习班。在补习班里,组织学员学习宣传抗战的文章和《新华日报》社论,还由长光音乐会的同志教唱抗日歌曲。
贵阳的职工抗日宣传活动除了直接由地下党领导的外,还有很多自发的活动。以店员为主体的青光抗战工作团在贵阳也是一个较有影响的团体。青光抗战工作团原名青光业余话剧社(简称青光),1939年2月20日改用现名。青光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积极参与抗战宣传、募捐等活动,并且经常与一些进步救亡团体合作,开展活动,从而引起国民党当局的猜疑。1939年10月,青光正在排练节目时,被军警抓走部分成员并扣押了一夜。此后,青光的活动经常受到特务的干扰和破坏。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和要求有抗日救亡的自由,青光曾组织成员上街游行请愿,但未获结果。在国民党的压力下,青光自行解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