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微历史上的贵商

首届贵商发展大会开幕式滚动播报

　　之所以用上这个标题,原因在于既往出版的中国商业史一类著作中,很少甚至没有人对“贵商”加以关注。在一些治史者眼中,历史上的贵州哪有什么商品意识,最多不过是民间的以物易物之类的交换。既然没有行商坐贾,自然也就没有“贵商”一说。

　　我们虽然不好说这是中国商业史研究上的一种失误,至少可以从“贵商”之被忽略,感觉到长期以来人们对贵州高原这方土地的了解,实在有些失之于肤浅,乃至于二十四史中关于“黔商”的记述,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位于云贵高原东半部的贵州,历史上一直是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东有湖湘,北邻巴蜀,西靠云南,南连百越,系中国南方四大族系的交汇地。远至先秦之际,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都必须以贵州高原为通道。秦灭六国后,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框架下,这种经济通道地位更加凸显出来。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五十六)载:西汉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一种名为“枸酱”的食品,“蒙问所从来?”后从商人处得知“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再经牂牁江转贩至番禺(今广州)。那批靠转手枸酱以牟利的商贾,虽如同历代夜郎王一样未曾留下姓名,但却实实在在是秦汉之际“贵商”的代表。而距今两千多年前,产于当时蜀之南境,今之黔北的枸酱,则可视为历史上贵州的第一张商品名片。

　　一些论者在探讨“贵商”文化时,总喜欢引用“贵州地处西南山区,交通闭塞”,加上高原山区“经济起步晚,发展慢,商品率低,购买力弱”一类的叙述,将“贵商”的起源定位在明代建省之后。如果仅从规模大小来考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作为一种社会行业的诞生来定义,“贵商”的出现,包括历史上的延续性却被这种误识给大大的压缩了。

　　正由于贵州是一个高原山区,如食盐一类自身不产的生活必需品不可或缺,而富裕的地下矿产品又不能不仰赖于外销转换出价值,因此,即使在单纯农业经济时代,“黔商”便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群体。其中包括从先秦至民国上下几千年中,那些以贩盐维持生活的盐商；那些通过采炼朱砂,外销营利的商贩；那些将贵州生漆、茶叶、马匹、木材、酒类特产运往境外换取银钱的执业者,不仅历朝历代没有缺失过,也是维系日常社会生活不允许缺少的一支队伍。那位生活在清朝前期,曾以一人之力创办48家工厂,以外销产品为赢利目的的习水人袁锦道,即是明清之际“贵商”中的佼佼者。至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华之鸿,更是人所共知的“贵商”中的出类拔萃人物。

　　提到明永乐十一年(1413)被废置的思南土司,及明成祖即以二田氏土司地设置8府4州,建贵州布政使司的史事,人们不禁想起“思南是乌江驼来的城市”这句名言。而这恰恰证明了商业在古代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只不过我们对“贵商”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罢了。

　　贵州得天独厚的通道地位,贵州作古代南方四大族系交汇地的客观存在,贵州富饶的特产与社会生活与周边省区的相互依赖及互补关系,注定了“贵商”有着悠久的历史。当我们探讨当代“贵商”问题,研究“贵商”抱团取暖,形成合力,促进贵州后发赶超的时候,千万不可忽略对“贵商”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这也正是笔者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徽商、晋商之外,要提出“给历史上的‘贵商’一席之地”这样一个命题的原因。

　　(作者系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