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识上看，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唯有从根子上深刻认识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积极适应新常态，才能切实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新常态首先意味着新机遇。当前，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不断推进，不仅创造出更多、更新的市场需求，还会带来更全面、更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和需求结构再平衡，为中国经济提供巨大潜力和回旋空间。比如，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新机遇。目前，我国城镇化已经到了必须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如果顺应新常态下城镇化发展的新要求，推动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不仅会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而且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特别是助推生产要素和产业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引擎。再如，消费升级的新机遇。在新常态下，无论是消费形式还是消费内容都将发生重大变化，消费的形式升级，更多地从“线下”走到“线上”，消费内容也将加速从生存型消费转向享受型消费、发展型消费。这些都将给行业、企业带来重大机遇。此外，还有科技创新的新机遇。目前，我国科技发展在一些重要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到了完全可以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崭新时期。抓住这个机遇，势必能给经济增长增添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

　　当然，毋庸置疑，新常态也预示着多重挑战。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矛盾困难增多，“三期”叠加问题交织。从宏观上看，既有增长动力转化的挑战，还面临经济速度由高速转入中高速的挑战。特别是转向新常态，意味着粗放式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原有动力加速弱化，新的动力加快形成。但现在的问题是，原有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的动力减弱了，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完全形成，“创新红利”和“体制红利”的充分释放还需要一个过程。从微观上看，过去一些隐性矛盾正在暴露出来，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等隐患也有所显现。

　　面对新常态下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减弱时，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从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领域入手，围绕适应新常态培育新方式深化展开，形成改革和发展的良性互动。

　　比如，围绕简政放权深化改革。要继续在简政放权上下功夫，一方面，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另一方面，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双管齐下，真正做实市场壁垒的“减法”、做好市场空间的“加法”，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比如，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事实表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远比给某些行业特定扶持更为重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加快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市场化改革，使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深化垄断行业改革，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比如，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已经走不通,新路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根本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重点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系统推进关于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等的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真正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

　　深化改革是适应新常态培育新方式的根本途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宏观调控思路与方式的完善和创新。新常态下，保持定力是关键，宏观调控应坚持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把调控的发力方向放到激发市场活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支持实体经济做强等方面上来。此外，还要抓好已出台改革举措的落地，不仅要走出“最初一公里”，更要到达“最后一公里”，从而更多更快更好地释放改革红利，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