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说故事】第一次独自做舆论监督报道

【专题】2014中国记者节 致敬依然坚守在第一线的记者们

　　本科毕业刚进贵州日报时分配在群众工作部，负责接待群众的来信来访。

　　一天下午，普定的一位年轻男老师来群工部反映当地民警为了一点小纠纷在学校向他开了三枪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的事。我听完又看了材料，义愤填膺，跟主任汇报。主任很担心我独自去做这种舆论监督报道会困难重重。我说没事。那时刚出校门，满脑子铁肩担道义。

　　第二天就跟男老师一起坐班车去普定某乡里。

　　到达乡里已经是傍晚了，一屋子的乡亲。个个绘声绘色讲男老师是怎么被民警枪击的。

　　我一听，不对啊。怎么可能这么多人都亲眼看见。再一注意称呼，都是男老师的亲戚。我马上想第二天必须找开枪民警谈。

　　那天晚上住在男老师的亲戚家，和他的嫂嫂睡在厨房里。是的，厨房和卧室没分开，一张床很奇怪地放在离灶台不远处。半夜，我被煤气呛醒了，挣扎着问，有没有开窗啊。旁边的嫂嫂安然回答：这屋子到处都是洞，不用担心煤气中毒。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站在路边刷牙，突然感觉不对。抬头一看，一堆老老少少围着我，兴致勃勃看我刷牙。

　　在男老师的带领下，我去了派出所，找到了所长。所长否认手下开枪的事，叫我先坐着等他处理完事。

　　我在一间会议室坐下。不到10分钟，来了几个民警，黑着脸，一声不吭，把所有凳子桌子全搬走，就剩我孤零零坐在一张凳子上面对一间空荡荡的屋子。做舆论报道的人随时都是警惕的。我立马走人：他们不会打我吧。

　　到一楼，我问男老师，开枪的民警在哪里。他手一指：在那里给大家办户口。

　　那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看就“有点火气”。我只有多年看卫斯理小说积累的推断：人在忙乱时注意力不太集中，容易无意中说真话。再加上血气方刚，用激将法比较好。

　　我把录音笔调好，走到窗前问：你是某某？他愣了下，说，是的。我把录音笔举起来——窗台还是有点高：我是贵州日报记者某某。某某老师反映你在某某学校对他开了四枪。

　　我故意多说了一枪，激他回答开枪这个事实。我最迫切需要的不是开了几枪，而是他在学校有没有对老师开枪这一事实。

　　他一听火了：他乱说。我只开了三枪。

　　以后就是他越说越乱。我怕自己录音有问题，中途还悄悄打开听了下，记录很清楚。我赶紧跑掉，怕派出所的回过神来。

　　我接着去了出事的学校，让男老师复述了当时的情况。由于出事时是傍晚，学生都放学了，所以只有他的那些亲戚作证。我在现场一个个问当时情景，回答都不一样。不足为信。

　　总觉得此地不能久留。下午我搭了个拖拉机去县城找到有关部门。该部门的负责人知道这事，极力否认，非常不耐烦。我一边喝茶一边按录音笔：别以为板张脸会把我吓跑。

　　我告诉他当事人已经承认开了四枪。我故意这样说的。人们想掩盖错误常常会围绕错误说，开口比闭嘴好太多。他打电话给当地派出所，估计对方告诉他确实有那么位贵州日报的记者来过并找过当事人。他放下电话，脸上骤然挤出一团和气。

　　“他只开了一枪。”该负责人说。

　　然后，我哄着他把案卷调出来看，我一看上面果然开了三枪。我把案卷统统拍了照。

　　负责人说：你不准登报，否则我会告你。

　　我点点头，满脸堆笑——我做舆论监督时脾气好得不行：我们就是了解情况。其实，心里是这样想的：被你吓吓就不敢报道我也用不着吃这碗饭。

　　此事见报了，负责人很快带人去给男老师登门道歉，还送了很多礼物。他没打我电话啰嗦。

　　然后，我觉得这个世界的人真是说不清啊：很正面的男老师一天到晚打我电话，向对方提出若干要求，得理不让人的。

　　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说：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民警向你开枪的真正原因啊。你过度管你小姨妹的感情纠葛恐怕不妥当吧。我在报纸上给你们两个都留了余地——当你知道90%的新闻事实，只说70%，剩下的就等找茬时你扔出去震住对方。

　　从此，整个世界清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