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之父”成思危于7月12日去世享年80岁

“创业板之父”成思危去世

享年80岁，生前曾任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98年，他提交了关于风投的“一号提案”，由此在国内掀起风险投资热潮

　　●1998年，他提出设立创业板，并一直为之努力，直至2010年成功推出

　　据中新社电著名经济学家，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六届、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成思危同志，因病于2015年7月12日0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成思危生前工作的最后岗位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成思危1935年6月出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在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涉及决策科学、虚拟经济、创业与风险投资以及虚拟商务等。他系统研究了复杂科学理论与方法并致力于解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问题，创立了虚拟经济理论体系并将其应用于中国金融改革与实践，积极研究和推动创业与风险投资、虚拟商务在中国的发展，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创业板之父”。

　　成思危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享有盛誉。他于2008年获得加拿大国际委员会颁发的年度全球人物奖，2010年获得美国百人会颁发的杰出华人贡献奖，2011年获得亚洲基金会授予的“田长霖杰出学者奖”，2014年获得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

　　成思危认为，股市要改革，必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把“坏孩子”(上市融资的资产不良公司)赶出去。虽然对新一轮的IPO改革还是会担心回到原来的老路子，但他仍对中国股市持乐观态度，“因为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摆在这里”。

　　成思危认为，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全面刺激”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模式，会像“抽鸦片一样越抽越上瘾”。他认为必须戒掉这种后患无穷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投资的质量，消除GDP里的水分，要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

　　审批制限制了市场的效率，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成思危认为，一定要大力的改革审批制度，减少审批事项。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审批为核准或者备案。

　　在成思危看来，中国的地方债就是中国的次贷危机，国外借给还不起钱的人，我们则是把钱借给还不起钱的政府。“现在看了有超过1/3的地方政府都还不起，这怎么行？有些人说中央政府要承担，那中央政府买单不就是鼓励地方政府赖账吗？”

　　成思危认为，虽然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风险，但是只要转变GDP崇拜、认真地进行金融改革、真正实现从投资拉动经济向消费拉动经济转变，最后利用信息技术革命的机会来改造企业，推动各项改革，未来10年中国经济依然可以保持7%到8%的中高速经济增长。

　　主要著作《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成思危论金融改革》《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成思危论风险投资》《美国金融危机：分析和启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成思危由于在中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他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整整一个月前的6月11日，成思危迎来了80寿辰，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看望并祝贺，成思危赋诗一首，其中有这样两句：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这十四个字，或可涵盖成先生的精神坐标。“千夫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有理想，献真言，正是成思危身上的显著标签。

　　成思危，名门之后。其父成舍我，著名报人，1924年创办《世界晚报》，立下四项宗旨：“一，言论公正；二，不畏强暴；三，不受津贴；四，消息灵确。”许是受其父影响，成思危曾言，新闻工作者应该发扬四种精神，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这是成思危的新闻观，也是他的价值观。

　　成思危曾担任11年之久的民建中央主席，且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到了这个位置，一般不多说话，更不会说听起来刺耳的话。但他每就重大议题发言，无不一针见血，较能保持独立人格，而非趋炎附势，曲意迎合。成思危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还是慢了一点，(应该像)邓小平说的大胆试，允许看，不争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要注重依法、讲理、适度、有效，并非越严越好，过分强调安全性，将使被监管单位就丧失活力。此前不久还说，“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这话从成思危口中说出，令人感佩。一些人动辄奉行阴谋论，这才是最须警惕的阴谋吧？对待海外不同的声音，不能麻木，更不能神经过敏。

　　成思危说过，有资源分配权的人不应该有优先选择权，这就好比是在分一块蛋糕，切蛋糕的人应该最后一个拿，这样才能保证分得公平。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至于贫富分化、阶层对立了。成思危还说过：“我国的官员在裁量上有太大的自由度，这就是人治。”人治流毒至今强悍，更凸显必须真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民。

　　成思危的公共发言分为两种，一种只是常识而已，但因为一些学者无视常识而使得他的发言弥足珍贵；另一种是“唱反调”，即说一些并不中听的话，但有理有据，赤心可鉴。这样的反调，应该多多益善。为此，他不仅敢说真话，也提醒国家的智囊也说真话。就在4月的智库研讨会上，成思危指出，智库要“实事求是，要多讲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如果智库来讲大话假话，那就非常的危险。”

　　当然，说“不”不是故意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前提是实事求是，“你说no的话也要敢于说为什么是no”。这种思想切入口，远比一些“歌德派”学者更可敬。“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思想独立，本是学者最基本的治学立场。如果学者连思想独立、人格独立都做不到，把奉承当成职业，把唱赞歌当成使命，把报喜不报忧当成高尚之举，还谈何操守？这样的人、这样的观点，只会误国误民。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成先生的自许，有多少学者能做到这一点？

　　“居安思危”，思危已逝，谁来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