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古迹说名人——访大觉精舍 说华家父子

　　作为刊印书籍的机构，一家书局常常对于时代的价值导向文化传承至关重要。在一百多年前，贵阳就有一家文通书局，是当时挥别闭锁状态迎接新思想的社会背景下成为中国七大书局之一，而创办它的华家人在历史中留下了至今毫不褪色的精彩故事。

　　　电台街大觉精舍

　　贵阳电台街与文笔街的丁字路口，有一古式大门正面开着，正门门额有一匾上刻四字：大觉精舍。门的一边立着石碑，写明此处“身份”：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所谓精舍，除了学舍书斋之外，一般指修行者修炼居住之所，大多都具有中国园林设计之精髓。大觉精舍虽不十分大，在建筑风格和园林设计上却多有亮点。

　　进门正对位置稍高，是四面围廊方形建筑，遮住舍中中心地带，左右两侧均有进入其内的阶梯，进入其中，便是一片较大的庭院，中间位置为五层阁楼，高约三十米左右，八角翘起，每层均有窗户，镂空雕花，精致有余，现为钱币博物馆。阁楼前为庭院，有左右楼房对称，回廊、弯拐木梯，上下相通，整体看上去恢弘又结实。角落位置都有厢房。

　　庭院多处曲径通幽，颇有妙处，石墩石雕，多见腐蚀，更加有历史沧桑之感。

　　在院落一角，有一块石碑，应为被省保文物石碑替代下的市级文保石碑，上面刻字为“华家阁楼”，这是此处的另一个身份。

　　大觉精舍，在贵阳俗称为华家阁楼，是上个世纪贵阳商人华之鸿的私家供奉禅院。华家，何种身份？贵阳人说起大家族故事时常说“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指的是高廷瑶(本版曾做报道)一族田产丰富，唐家顶子是说唐家人为官者多，而华家的银子，从字面意思就能看出，华家乃是家产富庶之人，在“实业救国”的社会背景下出了几代杰出的实业家。

　　华之鸿，字延厘(延仪)，汉族，祖籍江西临川，1871年生于贵阳。1896年由副贡生选授仁怀厅儒学训导，1902年弃官回到贵阳。从1905年到1907年创办贵州通省中学堂，办校办报，还成宪政预备会发起人和重要资助人。1913年，任财政司长兼贵州银行总理；1917年，退出政界专营商业。华家设于茅台的成义酒厂，华之鸿着力扩大其生产，之后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扬名中外华之鸿作用巨大。

　　华之鸿同样注重内心修行。1923年，华之鸿建大觉精舍。而后，本来作为私家禅院的大觉精舍，抗战时期，贵州创立广播电台租用藏经楼底层及右厢楼房为办公室及播音室，所以这里至今名为电台街。

　　　王家巷文通书局

　　除了电台街这段故事，关于华之鸿不得不提的是他创立的文通书局。

　　今日的勇烈路，小吃多多，人来人往，这里原来的名字是王家巷，早一些这里是贵阳时髦的小商品聚集地，而时间再早一些到一百多年前，这里则是华之鸿创立的文通书局所在。

　　不仅实业上颇有成就，华之鸿在当时时局下，有当时实业家们最明显的特质：开拓进取，冲浪商海，渴望实业强国，干实事，并力图推进当地经济社会共同进步。在弃官之后办学办报，1909年，华之鸿创办集编辑，出版、印刷于一体的民国民营出版机构，“文以载道，通达心灵”，遂取名为文通书局，是当时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齐名的七大书局之一。

　　其实在正式创办之前，华之鸿早就有创办书局之意。1898年，受华之鸿之礼聘，遵义人田庆霖，数次率队远赴日本，采购铅印书籍全套设备，并聘请日本技工到贵阳，执导设备安装调试。贵州处西南内陆，山高水远，运送设备艰难不少，耗时数年，人工成本更是巨大，但最终在费去多年和白银无数之后，1911年，文通书局正式开张营业，地址就在王家巷，印刷的第一本书，也是贵州人西南巨儒之郑珍编著的《播雅》。

　　　“好书”从此来

　　1932年，一生拼搏开拓进取的华之鸿去世，华问渠子承父业，继续经营文通书局。此时的文通书局，已经先后在贵阳、重庆、昆明、成都、上海、长沙、广州等地设有分局，推销各种书刊。

　　1937年之后，受战事影响，大量人才涌进贵州避难，一些大学也迁到贵州，文通书局借此机会，大量引进人才，在敌后方源源不断生产好书。当时的马宗荣、谢六逸等等都是文通书局的编辑。华问渠为扩大出版业务，在风雨飘摇中甚至变卖其它家当，全力投入文通书局。

　　企业家的投入，历史原因造就人才聚集，文通书局繁荣一时，先后出书二百余种，如曹未风译《莎士比亚全集》、马宗荣《新时代社会教育新论》、卢冀野《黔游心影》、张世禄《中国文字学》、萧一山《中国通史》(上)等；据不完全统计，文通书局共出版书刊480多种。其中系统地出版了世界名著、地方文献、中小学教科书、各种工具书和通俗读物等。

　　　远去的文通书局

　　尽管历史变迁，文通书局消失在历史烟雾中，直到今日，不少研究贵阳历史的人们眼里，文通书局对于兴贵州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华之鸿创办实业，投入不少在贵州基础建设和教育事业中，感贵州地理位置传播新知识难，千里迢迢巨资从日本购买运送设备入黔，创办的文通书局也是印刷出版了不少贵州地方文献。在林建曾《华之鸿：创文通书局兴贵州文化》一文看来，“华家的银子”，用于文化兴黔，促进了新知识在地方的传播。

　　在贵阳市云岩区地方志办公室周诗若看来，文通书局是贵阳人的骄傲，华之鸿、华问渠两父子对于地方出版业有着不可置疑的地位。

　　特殊历史时期，敢为人先，踏实干事，渴望改变地方，华家父子身上有不少那一批希望实业救国的企业家们的特色。他们的文通书局，以传播知识为目标，更在时代中留下了精彩故事。

　　如今的勇烈路，已经不叫王家巷，人来人往，鲜有人知一百年前的文通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