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乌江文化资源的文学利用

　　我记得，在第三届“乌江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原思南县委书记胡洪成同志在讲话中谈了“乌江文学奖”设立的两个功用：一是对传承乌江历史文明、弘扬乌江地域文化、记录乌江发展历程、展示乌江时代风貌的作家作品给予肯定和鼓励；二是传承和发扬乌江文化的需要，打造和提升贵州文化品牌、培育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需要。这实际上已经指出了乌江文化资源的利用与文学创作的任务。所以，我今天以这个话题为由头，再谈一谈乌江文化资源的文学利用问题。

　　第一、盘点乌江文化资源。

　　千里乌江始于乌蒙，横贯贵州全境，孕育了丰富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盘点乌江文化资源，我们一般都会明白，它包括乌江流域独特的风光风物、民俗风情、民族历史和时代风貌，按时尚的说法这叫“本土文化”。但进一步去认识，乌江文化就是往来于乌江沿岸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交往活动中与乌江山水共生、共融、创造而产生的一种地域环境与人文生态系统。它包含三种类型，即山文化、水文化、人文化。

　　就“山文化”而言，乌江上游地处乌蒙山，中上游南面面临苗岭，中下游两岸是大娄山脉和武陵山脉，山势巍峨高峻，山脉绵延纵横。这种逶迤起伏、磅礴雄浑的地貌，带给乌江人豪放耿直、大气稳重的气质；山高谷深、峭壁悬崖，造就乌江人谨慎精明、内敛自律的性格；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磨练出乌江两岸的土家人坚韧耐劳、倔强执著的品性。当然，由于山横水隔、交通不便，以及长期小范围生活，从而形成了乌江人封闭、保守、狭隘的心灵结构；同时恰又容易保存乌江区域原始古朴的民风民俗和多样性的民族文化。

　　就“水文化”而言，乌江作为贵州出山大通道之一，是贵州及武陵山区水上的经济、文化“丝绸之路”，因而孕育了“通道文化”，使乌江中下游成为外来文化辐射最早的地区，也是本土文化输出的重要地区。大家都知道，江河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吸纳性和外向性的特质，因而容易让人与人、人与社会得到很好的沟通、交融，能够吸收外来文化和善于关注先进文化，从而增强两岸各民族的适应性、生存力和创造力。乌江水文化必然使乌江沿岸各族群以及更大的社会，在内部结构上产生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巨大变化。

　　就“人文化”而言，悠久的人类历史遗留和传承了丰富的人类文化。那么，乌江“人文化”就包括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制度的信仰文化，如崇拜天地山水、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和英雄、崇拜鬼神和法力等；包括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耕织、渔猎、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纤道、船筏、盐巴、丹砂、城郭、语言、歌舞、戏剧、诗书画等；还包括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尤其是民族风俗，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劳动和生活过程中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综合形态，是人类在日常活动中世代沿袭与传承的社会行为模式，包括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劳动方式、婚嫁丧葬、礼俗仪规等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行为。这是“人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形成特定地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

　　另外，“人文化”中还有本地历代名人的示范，如哲学家李渭、朝廷谏官田秋、红军高级将领旷继勋等；还有历代贬谪乌江流域的文人骚客的影响，如理学家程颐、朱熹，心学家王阳明，诗人刘禹锡、黄庭坚等。这些政界、军界、学界精英和文坛领袖的言行，对乌江地域文化的影响与传播有着重要作用，比如程颐、朱熹催生“涪陵学派”，王阳明催生“阳明学派”，刘禹锡的“竹枝词”、黄庭坚的诗文、李渭的哲学与文学，都对这块地域的文化积淀、传承与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由此，乌江山文化、水文化、人文化共生共融所形成的人文生态系统，就使这块地域有了生生不息的文脉，就使乌江流域的诗人、作家有了精神皈依，使乌江文学创作有了特定话语和表现对象，使乌江文学有了创生与滋养的永久性土壤。

　　第二、乌江文化资源的文学利用。

　　乌江文化的核心在思南。因为乌江上游(黔西以上)总体来说属于乌蒙彝族文化圈，中游(思南以上至黔西)主要属于长征红色文化圈，只有到了下游(思南及以下)，以峡江风光、通道文化、人文历史、土家风情为特征的乌江文化才全部凸现出来。而思南，自明代以来是乌江中下游辐射武陵山腹地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据田维华先生考证，思南还是三千年前的牂牁国、二千三百年前的夜郎国的都城，参见《夜郎国都在思南》(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当然也就涵聚了乌江多元文化而使思南成为乌江文化的核心区。因此，以思南为核心，上溯至石阡、余庆，下延至德江、沿河，出黔境至酉阳、彭水、武隆等乌江中下游流域的作家诗人，更有理由和条件利用乌江文化资源创作出代表乌江文化品牌的经典文学作品，并且更有使命和责任创作优秀文学作品来浸润和丰富乌江文化的内涵，激活和点染乌江山水的灵性，彰显乌江地域文化特色，提升乌江文化的品味和人文魅力。

　　当然，乌江文化资源的利用在贵州已经有些时日了。远的不说，新时期以来，经思南的梁国赋、覃智扬、赵朝龙、田永红、安元奎、罗漠、林照文、黄方能、张进，以及沿河的刘照进、冉茂福、赵凯、何立高和德江的魏荣钊、张贤春等人的实践，乌江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既有目共睹又成果丰硕，而且发展目标也很清楚——打造“乌江文学”品牌。所以，我这里重点谈一下“乌江文学”品牌再度打造与提升的问题。

　　品牌本来是个营销学术语，属于经济学范畴，用在文学上有争议，但实际上完全可以借用来打造一个精神文化品牌。可是从目前来说，“乌江文学”作为一个品牌，不应满足于乌江作家群的形成和初步取得的文学成果，而应向“乌江文学”流派发展。当然，构成一个文学流派的要素必具五个方面：要有创意而清晰的文学主张，要有较宽范围的影响人物或领军人物，要有一定规模的创作团队与评论队伍，要有一定档次的文学刊物，要有高度的文化认同和整体风格。按照这个标准，“乌江文学”作为一个品牌还有差距，还得一代又一代作家的努力。

　　关于“乌江文学”品牌提升的问题，我还想说的是，我们重视地域，则不能“死守”地域；强调传统文化积淀，则不能拒斥文化创新。我们既要强调地域民族文学的个性魅力，肯定它的继承性和独立性，同时又要反思自己的劣根性和脆弱性，积极参与跨文化或多重语境的交流和对话。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证明或实现“地域的甚至边缘的，却很可能是世界的”这个推论。那么，如何提升“乌江文学”品牌呢？则必须做到“三个融合”：

　　一是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关于“地域”，前面讲了很多，这里关键是“时代”的问题，关键是怎样与时代融合的问题。时代是一个作家群所处的时间环境。当然，这个时间环境，不是纯粹的时间概念，还包括这个时间所承载的一切事物，比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自然，以及生存方式和创造方式等。任何人都是不能脱离这种时间环境而独立存在的。那么，对这个时间环境的把握和体现，就是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命题。所谓“与时代融合”，既是一种理念、姿态问题，也是一种行为和程度问题。也就是说，地域民族作家不要单纯强调“独立”而抵抗“共融”，而要有对时代精神的深刻认识，要有主动融合的态度和行为。不然，在大文化环境中就没有话语权，即使是小圈子里也会格格不入，就会被时代抛弃。被抛弃的作家及其文学，就成了历史的尘埃。好在乌江作家群基本能做到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其创作走向具备一定前卫性，关注的面也较宽，大部分作家都具有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气质，都具备一双独特的眼睛，看清传统、时代和自己行走的大道。

　　二是民族气质与世界眼光的融合。“民族气质”是一个地域民族作家必备的一种气度和品质。这种气质不应是狭隘的，应是一种宽阔的胸襟和高远的视界，既能清醒地识别地域人文传统的精深和博大之处，又能运用地域民族文化资源作为思维的材料使其放射独特的文化光辉。所谓民族气质与世界眼光的融合，应该是这样的效果。那么，关于“世界眼光”，就是要有大文化的思考，要善于接纳和融入先锋意识、多元文化，要能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本民族进行全新审视。其实，一个地域民族作家，总是要背着地域和民族的行囊，行进在现代性和世界性的长途大道上。著名诗人聂鲁达、帕斯是这样，著名小说家马尔克思、博尔赫斯也是这样，他们将本土文化与超现实主义有机结合，都成为了世界文学的榜样。就乌江作家群来说，其创作也有这个趋向，一些“实验”和“先锋”，就是寻找地域与世界融合的途径。但是做得还不够，具有大气、风骨和独创性的作品为数不多。好在已经有人起步，好在已经认识到世界文学经典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必备条件。

　　三是文化功能与美学理想的融合。文化功能与美学理想完美融合，是乌江作家群的一个创作方向。但是，也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忌讳图解民俗、图解仪式、图解宗教活动。文学一旦成为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文献学或考古学的直接载体，那么这种文学就已经不是文学了，而成了某种文化专著。文学的本质是审美。因此，文学不能被文化替代，文化也不能当成文学。乔力先生撰文批评过这种现象：“地域文学史上纷集蚁聚着太多庸碌的末流作家，有些甚或只是未入流的文献文字型‘作者’”，他们“因循冗滥制作，缺乏审美活力和生命热情”，给文学带来“大堆累赘沉重的‘包袱’”。(参见乔力：《地域文学史学原论》，载《光明日报》2007-03-02)这样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这样的提醒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们把文化功能与美学理想完美地融合起来，以地域民族文化作为文学创作的背景和基调，以语言艺术手段进行文学创作，那么，这才是地域文学创作的正道，地域文学才能产生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这个问题上，乌江作家群还是有自觉性的。当然有的作家、诗人要做得干净利落些，有的仍然脱离不了那些“文化”的硬包装，以致把文化当文学，让文学不堪重负而失去可读性和传播力。

　　总之，乌江是一条神秘、魔幻而圣洁的江，因而乌江上的人们具有豪气与悲悯、坚韧与柔情的民族性格。正是这一片自然环境独特、人文传统深厚的地域，才成为诞生乌江作家群的摇篮。乌江作家群集中弘扬丰富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同时又创造多元化的、具有时代性的新文学，这对于“乌江文学”的品牌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希望一下步向着具有全国知名度的文学流派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乌江文学”。同时，也希望通过“乌江文学”品牌的构建，为乌江旅游形象塑造、为乌江区域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另外，贵州民族大学教务处处长汪文学教授提倡贵州民族大学与乌江中下游诸县共建“乌江文化研究院”，我也十分赞同，它可为乌江精神高地的构筑与维护、乌江文化形象的提升与传播、“乌江文学”流派的挖掘与研究提供重要平台。

　　[作者简介：喻子涵，本名喻健，1965年5月出生，土家族，贵州沿河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联委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诗人协会副主席，现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跨媒介文学研究”学术带头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多次刊载于《诗刊》《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山花》《星星》《诗歌月刊》《散文选刊》《诗潮》以及《当代文坛》《名作欣赏》《电影文学》《电影评介》《四川戏剧》《山东文学》《时代文学》《边疆文学·文艺评论》《星星·诗歌理论》《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和国内外40多种选本。出版有文学作品集《孤独的太阳》《蓝色天空》《雨天作文》《回归与超越》《喻子涵的散文诗》等5部和学术著作《新世纪文学群落与诗性前沿》《跨媒介文学文体写作研究》《实用文体写作导引》(合著)等3部，参编其他著作10余部。曾先后获得第三届“诗神杯”全国新诗大赛探索诗特别奖、第五届全国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当代(十大)优秀散文诗作家”奖、第五届“中国散文诗大奖”、第二届“贵州专业文艺奖”特等奖。另有全国和省级各种新闻奖、新闻理论奖、社科奖、作品征文奖、读书征文奖、写作成果奖、教学成果奖等一、二、三等奖30多项。2001年作为贵州青年作家代表之一赴京出席全国第五届“青创会”。2009年9月被授予“贵族民族大学优秀教师”称号，2015年9月被评为“贵州民族大学优秀硕士研究生导师”。]